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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6年1月28日，巴西，医务人员在街头消毒。 视觉中国 图
2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由第三方专家对“寨卡”（Zika）病毒的爆发进行评估，并宣布疫情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尽管著名传染病专家、WHO传染司司长埃斯皮纳尔（Marcos Espinal）试图安抚公众，称“寨卡不是又一个埃博拉”，但公众对此的反应恐怕适得其反——曾被认为“最温和瘟疫”的“寨卡”如今已俨然和史上最可怕瘟疫之一的埃博拉相提并论，这本身就令人不寒而栗。
从“最温和瘟疫”到“埃博拉第二”
“寨卡”并非新近被发现的疫情或病毒，人们知道它的存在，已有69年的历史。
“寨卡”是非洲中部乌干达地方语言卢干达语“茂盛”之意。在距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仅25公里的恩德培国际机场附近，有一处面积达12公里的茂盛河畔热带丛林，当地人叫它“寨卡森林”。1947年，24岁的当地妇女露丝.米伦贝（Ruth Mirembé）在这里感染上一种类似黄热病的瘟疫，眼眶变红、微微发热、有轻微皮疹。由于当时恩德培国际机场是英国驻军重地，医疗条件较好，医学家们很快发现这是一种和黄热病、登革热等黄病毒系统热带病同属的热带病毒性瘟疫。
米伦贝接受治疗后很快痊愈，且并未留下什么后遗症。寨卡森林本身作为乌干达病毒研究所（UVRI，是世界最著名热带瘟疫研究机构之一，距离寨卡森林仅15公里）的研究站点（这里有多达60种以上、能传播热带病的蚊子），具备足够的研究能力、条件，来自世界各地的驻所科学家也一直不懈地研究“寨卡”，并取得不少成就：1947年4月，“寨卡”病毒首次从一个被关在笼中猴子身上提取出来；1948年1月，首次从重要传播源——埃及伊蚊（Aedes aegypti）中分离出“寨卡”病毒；1952年，科学家从染疫猴子血清中分离出传播病原体，并首次在英国皇家卫生学会热带医学分会发表论文，确认这种疫情的存在，并用寨卡森林的名字命名为“寨卡”病毒和“寨卡”疫情。
但此后的进展就显得十分缓慢——直到1968年人们才首次在尼日利亚实现从人体血清中分离出传播病原体，直到2007年大洋洲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雅浦（Yap）发生较大规模疫情，WHO才首次确认“寨卡”疫情的存在。
人们如今知道“寨卡”可由埃及伊蚊或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通过叮咬染疫者和普通人传播疫情，但至今仍不清楚性行为、母婴和母乳喂养等是否也会传染。更严重的是，至今人们尚未研发出哪怕一种确信有效的疫苗或药物——一种也没有。
正如UVRI资深专家卢特瓦纳（Julius Lutwana）所言，这种瘟疫原本给人的感觉太温和了：3-12天的潜伏期，20%左右的症状发生率，而症状也不过是前述那些，在当时的非洲，各种恶性传染病肆虐，其中许多都动辄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相对而言“不痛不痒”的新疫情显得如此不足挂齿。
然而2015年，问题突然变得严峻起来。
这年4、5月间，巴西发现了一例“寨卡”疫情，因为这里自确认有“寨卡”疫情后，平均每年也有160例左右确诊病例，因此人们最初不以为意。但很快人们惊恐地发现疫情失控了：自10月起疫情在巴西东北部各州大范围蔓延，且很快传播到大半个南美和世界各地。疫情集中发作于婴儿身上，最明显的症状则变成了小头畸形，许多还并发智障——尽管WHO表示，至今尚无科学手段证实婴儿小头畸形并发症和“寨卡”有关，但WHO总干事陈冯富珍承认“疑点越来越多”。
据世卫组织的数据，自去年疫情开始巴西已上报婴儿小头畸形案例4180个，其中自2015年10月至今达3893例，死亡68例。1月28日WHO发布预计称，当前巴西携带“寨卡”病毒者可能高达150万人。
疫情在南美引发社会危机
巴西今年就将举办奥运会，“寨卡”的肆虐无疑引发巨大公关危机。
如前所述，至今并没有治疗“寨卡”的特效药，或预防“寨卡”疫情的特效疫苗，人们所能做的除了防蚊灭蚊，就只能是染疫后“硬抗”。
巴西已投入16万陆军、3万海军和1万空军，在全国356个市镇展开大规模灭蚊行动，并努力普及防蚊知识，但有识之士担心，这种群众性运动在热带雨林面积巨大、城乡均存在众多卫生死角的巴西，究竟有多少实际效果？
一些分析家指出，以往“寨卡”给人感觉“温和”，是因为其症状轻微，容易扛过去，但如今最新的疫情却集中作用于抵抗力虚弱的婴儿、甚至胎儿，且动辄产生永久性后果，这不仅让人猝不及防，而且加剧了恐慌。
人们最担心的，莫过于“寨卡”疫情会否蔓延成为全球性灾难。
截止1月30日，已有23个美洲国家和6个欧洲国家被宣布发现了疫情。
在美洲，疫情最严重的是巴西，其次为哥伦比亚（被确认感染20000例，其中孕妇2116例），此外巴拉圭、萨尔瓦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苏里南、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波多黎各、海地、墨西哥、玻利维亚和巴拿马都出现了较严重的疫情，甚至原本认为“问题不大”的加拿大也发现了4例感染者。
WHO1月25日发布警告，称2016年美洲疫情可能出现“爆炸性局面”，感染病毒者会达到3-4百万人。
6个发现染疫者的欧洲国家分别是英国、荷兰、葡萄牙、丹麦、法国和瑞士，所幸其中并没有孕妇和婴幼儿。
一些欧美专家和社会学家担心，“寨卡”的肆虐可能令曾经去过疫区、但并未证明染疫的疫区以外孕妇因担心胎儿患小头畸形和智障而堕胎，引发社会问题。而拉美各国社会学家的担忧则正好相反——由于这些国家大多流行天主教，许多国家堕胎系非法或不受社会舆论认同，一些社会活动家正积极上书所在国政府，恳请“特事特办”，允许经确认已染疫的孕妇选择堕胎。
迟到的“天使”
“寨卡”疫情给人印象最深、令人心情最沉重的，自然是迟到（确切说是“迟迟未到”）的“天使”——确认有效的防治手段。
WHO“一慢二看”的表现已广受诟病，他们在千呼万唤下方才在1月28日宣布召开2月1日的紧急会议。会议召集了8个国际组织和12个国家的专家和代表举行电话会议，并在几小时后承认“寨卡”疫情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并宣布为“全球范围内公共卫生紧急事态”，并宣布成立特别工作小组，对疫情防治和科研进行协调。但许多分析家批评称，此举为时已晚。
人们最关注的莫过于两件事：是否会出现“人感染人”的变异（这和埃博拉疫情肆虐时一样）？什么时候能研发出特效药？
对于第一点，科学家们至今不得要领，但截至目前尚未发现“人和人之间传染”。不过69年来“寨卡”漂洋过海，直接传播疫情从非洲本土扩大到南亚、拉美，甚至孤悬大洋的太平洋海岛，道理很简单：最主要的传播媒介——两种非洲伊蚊都是长翅膀的，这无疑让“寨卡”疫情扩散的危险甚至远超“埃博拉”，毕竟对蚊子实行“边控”的难度更大。
对于第二点，英国Oxitec公司Piracicaba实验室宣称，他们曾尝试在试验区域每周投放80万只转基因埃及伊蚊，6个月后该区域埃及伊蚊数量下降82%。但即便该实验室自己也承认，这个办法很难在大城市和居民区推广。
更多的期待集中在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加拿大拉瓦尔大学、美国Inovio医药集团和韩国GeneOne Life Science组成的“三国四方小组”，1月28日拉瓦尔大学参与者库宾格（Gary Kobinger）宣称，他们已经在疫苗研发方面获得“突破性进展”，2016年9月就可能展开疫苗测试，如果紧急需要，“经批准后下个月就能用”。
但这种乐观说法几乎立即被同行们泼了喷冷水：美国传染病研究所（NIAID）主任福西博士（Dr Anthony Fauci）称，所谓“新疫苗”其实只是改头换面的登革热和西尼罗河病毒疫苗，这类疫苗对“寨卡”是否有效还要等到最早2016年底前的临床试验第一阶段展开，而真正的“寨卡”疫苗“几年内能有眉目就很不错了”。
的确，人们对此实在不能过于乐观：事实证明，只要疫情被确认不易传播并严重伤害到“文明社会”，“文明社会”就对研究疫情病理、研发疫苗和特效药意兴阑珊——因为既不容易伤害到“自己人”，又很难指望那些贫困的疫区国家能为疫苗、特效药研发和生产单位提供多少经济效益，要知道，这些研究和开发是需要很多投入的。早在1976年就被发现、历次疫情曾造成成千上万非洲人死亡的埃博拉，不是在2014年首次传播到“文明世界”之后，才刺激出各大跨国医药集团的疫苗、特效药研发积极性的么？
如今在“寨卡”的策源地——乌干达寨卡森林，12公顷的范围被严密封锁闲人免入，以供UVRI作热带病研究基地使用，这个基地每周接待从加拿大到德国、来自世界各地的热带病专家和实习生，成为热带病研究的圣地。“寨卡”疫情肆虐后，乌干达卫生部长艾利奥达（Tumwesigye Elioda）发表声明，称“乌干达没有寨卡疫情”、“本国已多年零病例发现”，而UVRI则津津乐道于自己在全球热带疫情研究界的“江湖地位”：连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 Jimmy Carter）都曾兴致勃勃来这里观测过鸟类。
可这又能说明什么？最早发现并确认“寨卡”且条件如此完备的UVRI至今尚不能将这种被自己发现近70年的老病毒、老疫情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而自炫“没有寨卡疫情病例发现”的乌干达，却在近几年先后成为恐怖的埃博拉和神秘的“点头病”高发区。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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