驭势2021｜余永定：为什么这几年我都主张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
发布时间:2021-01-08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
文/刘玉海
改革开放后，中国日渐与计划经济作别，但政府仍然是经济领域的显著参与方。其中，让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各种“宏观调控”——有时是温和有度、不疾不徐，有时是疾风骤雨、霹雳手段。
几乎每次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免不了意见纷纭。但如果系统审视中国这近30年的宏观调控历史，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余永定先生的感觉是：“阳光之下，并无新事”——当前学界所争论的大部分重要宏观经济问题，在20多年前就争论过了。
余永定从1990年代初做博士论文期间开始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和政策，之后在中国社科院任职、并曾出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作为经济学者，他几乎没有缺席过这20多年来任何一次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讨论，且每每以“异议者”的角色而为人注意——有时是官方政策的异议者，有时是主流舆论的异议者——自然也少不了承受另一派观点批评的压力。
在年终岁首这个例行的宏观经济政策讨论节点，我们访谈余永定先生，讨论2021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也讨论过去30年宏观调控的得失与感悟。
余永定坦陈，直到2014年，在宏观调控问题上，他和国内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中国不可能长期维持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增速较低的时期。但当经济增速在2015年第一季度跌到7%之后，他开始为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跌感到担忧——这位经济学家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在那之后，余永定一直主张：增长是硬道理——没人知道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到底是多少，中国应该以试错的方式，实行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争取实现尽可能高的增速。
“现在需要更高的经济增速，当前通货膨胀还不是威胁，我们不应因将来有可能出现的某些未知后果，而不在当前执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他说。
访谈：
《经济观察报》：您在《太阳之下无新事》中回顾了过去近30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历程，并感叹“阳光之下，并无新事”，但当时每次讨论宏观经济议题时，是怎样的心情？
余永定：“文革”期间，我通过高鸿业先生翻译的萨缪尔逊《经济学》第十版，开始接触宏观经济学；1979年参加由仇启华先生主持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编书组，负责编写西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部分（由于这部分内容与全书体例不一致，最后基本未被采用）；这些经历使我对西方国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了初步了解。1988年负笈牛津，我选择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及稳定政策设计》。为了写论文，恶补了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调控政策的知识。1994年回国之后，我开始跟踪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基本上是按西方宏观经济分析的标准程序，照猫画虎地分析中国的宏观问题，并无独特见解。
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关键，在于正确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转折点。回国之后，我所经历的第一个宏观经济经转折点发生在1996年。当时的问题是：通货膨胀是否已经得到抑制，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应该由从紧转向从宽。具体说，是否应该降息了？第二个转折点发生1999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当时的问题是：面对财政状况的恶化和高企的不良债权，中国是否应继续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第三个转折点发生在2002年底2003年初，当时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已经走出通货收缩，是否应该收紧财政、货币政策？第四次转折点是在2008年第一、二季度，彼时CPI分别为8%和7.8%，但全球金融危机风暴已经隐约可见。当时的问题是：放松还是继续紧缩性货币政策？2008年第四季度，为了抵消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政府推出“四万亿”财政刺激措施。当时的问题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扩张力度是否过大？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速恢复到12%，通胀率也开始回升，2011年政府退出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2012年第二季度GDP增长率降至7.6%，跌破“保8”底线。当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称，这是“转折点”。大家已经不再奢望经济增速会重回双位数，但希望中国经济增速会稳定在8%左右。此后，中国GDP增速却继续逐季下跌，2019年第四季度跌到6%，且有进一步下跌的危险。于是发生了一场中国是否应该“保6”的争论。
自2012年以来，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是：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甚至跌破6%，是否不可避免？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似乎是肯定的。我的看法则是，我们无法确知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到底有多高。在决定经济政策时只能依靠试错法：如果可以判定当前存在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且没有明显的通胀迹象，就不必犹豫，而应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争取实现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如果出现问题，还可及时调整。
“太阳之下，无新事”这句话取自《圣经》传道书。原话是：“已有的事必再有，作过的事必再作；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有什么事人可以说：看啊！这是新的？其实，很久之前已经有了，在我们之前早就有了。以前的事，无人记念；将来的事，后来的人也不追忆。
我10年前说过：“在中国，经济学辩论好像是一场运动员、裁判员和观众一起上阵的足球‘比赛’。混战结束之后，留下的只是球场上一堆无人认领的鞋子。”令人遗憾的是，10年后的今天，这种情况并未有多少改变。研究现实宏观经济问题，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框架，但更需要不断回顾历史，不断检讨自己当初误判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在当下重犯过去的错误。
经济学又不同于自然科学，难以通过可重复的实验证实或推翻一种假说。例如，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是6%或更高；另一种认为，增速只有5%。假设政府接受了后一种观点，并依据这一观点制定经济政策，而中国果然实现了5%的增速。那么，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到底是6%还是5%呢？主张6%的人可以说，虽然事实上是5%，但旨在争取实现6%的政策根本就不曾尝试过啊。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建议既难通过逻辑推理也难通过实际证伪或证实，“鞋子无人认领”也就不奇怪了。这种难以做出“决定性判决”的状况令人沮丧。
如果政策扩张性更强，经济增速可以稳定在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