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托服务流于形式 “三点半难题”究竟如何破？
发布时间:2019-03-14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新学期伊始，中小学生尤其是小学生的放学接送及看护问题，又让不少上班族家长倍感困扰。
近日，上海市教委、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上海《通知》)，决定自今年3月20日起，在原有提供至17时课后服务的基础上，对家庭按时接送仍有困难的学生，免费课后服务延时至18时。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在此前召开的地方两会上，晚托班问题被屡屡提及。
不过，经过调查走访，记者发现，开展课后服务仍然面临三类现实问题。第一，课后服务的经费问题；第二，课后服务的内容问题；第三，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的安全责任问题。
孩子放学早、家长下班晚，这样的尴尬时差让不少家长犯了难——请假不现实、放托管机构顾虑多。“三点半难题”究竟如何破？
晚托服务流于形式
课外生活似显单调
记者调查发现，“三点半难题”在大中城市更为普遍。三点半之前，孩子在校学习，责任在学校；三点半之后，孩子在家生活，责任在家长。但是由于作息时间不匹配，很多家长没有办法去接孩子，于是不少家长不得已把孩子送进各种托管班和课外辅导班。
在2018年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作为首个接受记者提问的部长，特别谈及“课后三点半”问题。陈宝生称，将通过多种模式解决小学生三点半放学给家长接孩子造成的难题，要给年轻父母更厚实的“红包”。
不少地方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南京的“弹性离校”、北京的“课后一小时”、上海的“课后服务”等。但现实问题是，有些地方出现了“课后班”报名者寥寥的尴尬现象，甚至到最后已经无法开班。
家住北京市的黄琼(化名)回忆北京刚刚实行“课后一小时”政策的情景，“孩子所在班级的学生几乎都报名了”。然而，过了一段时间，黄琼和其他家长陆续发现自己的孩子在这“课后一小时”里，并没有什么收获。
“前一年学的美术是涂色，这一年还是学涂色，浪费时间。”黄琼对记者说。
据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程平源介绍，实际上，学生参与的社区三点半服务课堂基本是流于形式，老师没有经过培训，不专业。
不过，记者注意到，此次上海《通知》规定，以教职工为主提供服务，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教职工轮流排班、返聘退休教职工等方式提供服务，确有需要的可引入社区教育力量或社会公益性机构。
此外，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如今有一种观念不对，“学生不在家庭就应该在学校，不在学校就应该在家庭”，其实学生应该拥有更丰富的课外生活，多接触社会与大自然。
储朝晖认为，目前存在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规定的课程占用了几乎所有的时间，学生没有时间和空间去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二是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只有进学校和各种培训班才能学习。
课后服务全凭自愿
保障弹性离校经费
查阅相关资料，记者注意到，中小学校实行三点半放学的主要目的是减轻学生负担，同时在课后时间开班乱收费问题上“避嫌”。这样一来，孩子放学早，但是家长下班晚，导致家长无法准点去接孩子的难题。
针对“三点半难题”，有的学校提倡“弹性离校”。而且，近年来，实行弹性离校，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已成为各地教育部门、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
2017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帮助家长解决按时接送学生困难的重要举措，是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能力、使人民群众具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民生工程。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强调各地要创造条件、加大投入、完善政策，强化中小学校在课后服务中的主渠道作用，普遍建立弹性离校制度。
不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弹性离校”并非对所有年龄段的学生都有用，要做到科学合理的“弹性离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资金就是其中绕不开的话题。
记者注意到，从各地的实践来看，有的地方采取纳入财政预算，向学生家长提供免费晚托服务，例如上海、杭州和南京。还有一些地方探索成本分摊机制。
根据此次上海教委针对上海《通知》的回应，上海市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目前阶段不向学生或家长收取费用，所需看护费用由财政经费解决。
“如果实行弹性离校，由政府提供经费，那么不参加晚托班的家庭可能会觉得不平衡。另外，地方财政能提供多少资金，能否支撑学校足够支付这些相关的费用。”储朝晖对记者说，“通常情况下，政府提供的资金比学校的实际支出要少，所以学校没有积极性。”
而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介绍，目前对于开展课后服务的经费来源，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应该把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的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由财政拨款保障，对学生提供免费的托管服务；另一种意见是，课后服务属于非义务教育范畴，由学生自愿选择，因此应该实行成本分摊，向选择接受课后服务的学生家长收取部分费用。
“支持后一种意见的人还认为，如果实行免费托管服务，可能出现家长都把孩子留在学校的情况，这样会增加学校的压力和负担。另外，如果向学生家长收费，那么可以采取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向有需求的学生家长提供托管服务。”熊丙奇说。
在熊丙奇看来，“弹性离校”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因为义务教育带有强制性，既要求政府履行投入保障责任，也强制要求受教育者必须接受。而课后服务是由学生或家长自愿选择参加，“但政府部门也应将其纳入常规预算项目，补贴学校提供服务的费用，避免因经费不足影响学校、老师的积极性”。
熊丙奇对记者补充说，按照教育部的说法，课后服务为非义务教育范畴，在政府补贴之外可以购买服务。如果有的地方允许学校向家长适当收费，很有可能又出现新的乱收费问题。基于此，政府部门也应该有充足的预算。
不过，记者采访发现，地方政府的拨款补贴是否能维持课后服务有序运行？如何保障教师加班提供课后服务的权利和待遇？如何给学校购买课后服务的自主权？地方政府财政能否持续买单？这些后续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对于资金问题，程平源认为，应该由专家、教育部门和家长共同建立一种机制，“如果完全由政府单方面来做，很多问题有时候不一定考虑得那么全面。如果能将持续买单纳入法律框架，那么政府便能持续做到。但如果仅是政绩冲动，就可能出现今年提供资金、明年不提供资金的情况”。
厘清政府学校家庭权责
让家委会参与决策监督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建立弹性离校制度？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国家层面并没有明确要求采取何种模式，而是把探索的自主权交给了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
除了提前放学或者完全由学校的晚托班来接手，是否还有其他办法？
转载请标注：我爱技术网——晚托服务流于形式 “三点半难题”究竟如何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