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首义之后的百年城变
发布时间:2021-12-01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武汉：首义之后的百年城变
武昌首义和过去的揭竿而起、孤掌难鸣的起义都不一样，它是以城市为舞台，以现代化的城市文明为支撑的。差一点成为首都的武汉，在100年后才重新回到中国城市实力排行榜的前十位中，这座决心要成为中部地区中心的城市，正在寻找一种新的城市精神
文｜《小康》记者 鄂璠 武汉报道
一座城市交由一个广场，来完成一次时代的穿越；一个广场代表一座城市，来发表跨越历史的演说。
这座城市，便是武汉；这个广场，便是全新的首义广场。
2011年9月8日，经过半年多修缮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试开放，此前并未发布消息，然而还是来了1200多位参观者。武汉人喜欢称武昌起义纪念馆为“红楼”，在蛇山南麓那宽阔的首义广场上，如今呈现的是“仰见黄鹤楼、俯闻长江涌，前瞻首义功、后倚繁华盛”的风貌，巍峨的孙中山铜像后面的红楼，便是当年武昌首义后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所在地——鄂军都督府。
红楼对面，新建的辛亥革命博物馆气势恢宏，石质外墙以楚国红为主色调，建筑结构呈现出“破土而出”的意象，似乎在颂扬“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
“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中国内地开放之“顶水点”、规划“略如纽约、伦敦之大”，这是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在所著《建国方略》中，对武汉这座城市的殷殷期待。1898年，孙中山同日本友人谈及“一都四京”构想，其中“一都”即指武昌。
1911年10月10日晚，在武昌，打响了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第一枪”，阴差阳错，武汉没能成为首都，却成了“首义之城”。百年前的那个黑夜，给了武汉“黑色的眼睛”，如今，这座城市却用它来寻找历史中的武汉精神。
但是，“差一点成为首都”(易中天《读城记》语)的武汉并未延续汉口开埠以后所具有的发展趋势。
首义，为什么是武汉？
1911年10月10日晚的武昌新军起义，并非清末首次发生的反清武装暴动，为何却要称其为“首义”呢？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城市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笃勤告诉《小康》记者，“武汉首义是由孙中山先生首先提出来的。191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小学地理教科书中也提到武昌是辛亥首义之地，可见当时社会上已广泛认可这种说法，而且历史上中华民国一直将武昌起义的10月10日作为国庆节，也充分证明武昌首义的提法及其重要历史地位得到政府的官方认可。”张笃勤说。
但最开始，就连孙中山也认为，武昌首义成功实属意外。因为事件带有“猝发”性质，并且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当时都不在武昌。
张笃勤为《小康》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武昌首义发动之前，孙中山刚刚从欧洲前往美国，他在启程之前，收到了黄兴发来的密码电报，他把密码放在了行李中，到了美国后，才把行李打开，拿出密码一对，原来是国内要发动起义，向他要钱。可是，孙中山连生活费都没有了，哪里有钱发动起义呢？当时夜已深，孙中山身体劳累、精神烦乱，就想先休息，转天再给黄兴答复。没想到，睡到第二天醒来，他到餐厅里去吃早餐时，竟然看到报纸上说革命军占领了武昌城，因为实在是出乎意料，他顿时就愁云消散了。
尽管如此，张笃勤多年研究后发现，这一切都无法用“偶然性”一言以蔽之。
“孙中山感觉意外，是因为他当时并不完全了解湖北革命组织的状况。湖北革命党靠自力更生，不需要外援，并且走的是发动新军的道路。新军不要粮饷，有自己的武器，经过正规训练，参加过剿匪，是正规军。”张笃勤分析说，“除此之外，决定武昌首义能够成功的因素，还有武汉重要的地理位置，地处长江中游，是重要的战略据点。1861年汉口开埠后，国际影响增大。加上张之洞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后，在武汉开展洋务新政，建立了一系列现代化工厂，因为新式教育非常成功，所以新知识分子增多，新军文化程度有所提高，有了这些主体的变化，可以说武昌首义和历史上揭竿而起、篝火狐鸣的旧式农民起义都不一样，它是以城市为舞台，以现代化的城市文明为支撑的。”
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绝非偶然，张笃勤和冯天瑜的观点也得到了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的赞同，“当时武汉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是促成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的原因之一，在推翻封建吏治的过程中，张之洞立了一功，武汉的工业发展起来了，通了火车，为辛亥革命创造了基础。加上武汉的地理位置好，各种人才都往武汉跑，所以，‘最有钱的地主到上海，第二有钱的到汉口’。”
归国后的孙中山，自然很清楚地看到了武汉之重要性，他萌发了让民国定都武汉的想法，但此后时势变迁，他的梦想一一落空。
城市起义与腹地之变
“在古老的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近代性‘城市起义’，发生在武汉这一较为后起的腹地都会。这次城市起义从酝酿、爆发和取得相当程度的成功，皆植根于近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淀。”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和张笃勤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所著的《辛亥首义史》一书，首次提出了“城市起义”说。武汉迈入现代城市的开端正好与革命的时机相契合。
“武汉曾经有过三次崛起。”湖北省政府参事、武汉城市职业学院院长涂文学说，“第一次是明清之际，中国有四大名镇，而汉口渐居四大镇之首；第二次是晚清，张之洞督鄂后，武汉成为近代工业化运动的中心、国际性城市，当时海内外都知道武汉；第三次就是建国初期，武汉是重工业的中心，国家把很多的重大工业项目都放在了武汉。”
叶青则把武汉的过去划分为“三个时代”，即张之洞时代、孙中山时代和毛泽东时代，“1861年武汉开埠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但一直到1889年，武汉竟没有创办一家官办企业，也没有兴办一所近代性的学堂，直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后，武汉才明显加快了现代化进程；孙中山先生的建国设想始终没有离开武汉，《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对武汉做出了充分的展望，准确度令人称奇；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帮助中国建设，156项工程中，武钢、青山热电、长江大桥、武重等8项落户武汉；上世纪70年代，一米七轧机落户武钢，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引资项目……”
武汉近代城市文明的积淀，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培植了土壤，而辛亥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并提升了武汉。
“打开任何一部中国近代史，你都会看到武汉这个闪光的名字。”在张笃勤看来，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在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方面，武汉还只是上海的“二传手”，西方文明总是先经上海再通过武汉传到内地，而武昌起义后这样的状况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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