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18个人签生死状搞改革，让全村人的年收入翻了22倍！
发布时间:2021-01-21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
带头搞分田到户，是这辈子最自豪的事
大包干的曲折成长
“红手印”生死状托孤后，严宏昌等人对外守口如瓶，直到第二年春天，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到小岗村所在的梨园公社检查时，发现了“大包干”的秘密，这一情况随即被逐级汇报上去。
1980年春节刚过，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来到小岗实地走访后，对严宏昌说：“你干对了”。
但是，“大包干”仍身处时代激流。1980年初，在国家农委召开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营管理会议上，“大包干”仍然处境尴尬，国家农委表态：要贯彻中央农业政策精神，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 。1980年4月底召开的芜湖会议，更是一边倒地肯定包产到户姓“资”不姓“社”。
直到1980年5月，在一次讲话中，邓小平公开肯定了“大包干”。“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
1982年，中央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大包干”终于拿到“身份证”。
人|物|名|片
男，汉族，1949年9月9日出生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一个贫苦农家，初中文化，曾担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队长，小岗村民委员会主任。“大包干”发起者、领头人。
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民召开秘密会议，他带领小岗村生产队的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把队里的土地分到了户，首创“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
一个挂满了肖像的通道，左右两边共18人，右边第一个，就是严宏昌。
40年前的一个冬夜里，时任小岗村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牵头，与小岗村另外17个“当家的”一起，在一份承诺书上按下“红手印”。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18个人用“托孤”的方式立下生死状，分田到户——“大包干”由此开始。
1979年的秋天，改变吃“大锅饭”、出勤不出力的现状仅一年，吃不上饭的小岗村迎来了最满足的时刻：粮食总产量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一年22元的18倍。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公开肯定了“大包干”。小岗村一夜翻身，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起点。
2018年5月12日，谈及40年前的“孤注一掷”，严宏昌略显平静：“在那个环境下，每个村都可能成为小岗村，我只是刚好站在了这个节点上。”他摁灭手里的烟蒂，又点上一支，“但这也是我这辈子最重要和最自豪的事。”
穷思变
“泥巴房、泥巴床，泥巴锅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大包干”之前小岗人讨饭所唱的凤阳花鼓词，真实反映了那时的生活状况。
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夜，小岗队18户农民签订“秘密协议”，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搞起了“大包干”。
求生式创业：不想办法只能饿死
淮河南岸凤阳县，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
1978年，安徽省遭遇大旱，大部分地区10个月没有下雨，秋种无法进行。凤阳受自然环境影响，旱情更为普遍。那年冬天，严宏昌在凤阳县小岗村，筹谋着一场“求生式创业”。
他家里6口人，4个小娃娃张着嘴等吃的，可村上统一分配的口粮只有一人7斤麦。
“够吃啥？！不另外想办法就只能饿死。”5月12日，在接受采访时，严宏昌摸出一支烟，说起40年前自己做的决定，记忆犹新，“那时候我们是梨园公社严岗大队下的一个生产队，吃大锅饭嘛，大部分人出勤不出力。”
“人民公社”时代背景下，村民们的积极性受挫。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小岗村20户人，先分成一个组，又分成2个组、4个组，最后分成了8个组，“磨洋工”的现状还是没能得到改变。
这一年的小岗村，几乎人人都有“副业”——要饭。父母背着幼子，哥哥牵着弟弟，近一点的到周边大队打打秋风碰运气，远一点的，拖家带口走出凤阳寻活路。
18个红手印：把全村人绑在一起
眼瞅着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身为小岗村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坐不住了。从秋收开始，他就不断地到处走人户串门子。1978年12月的一天，一场秘密的会议，在村头严立华家召开。
那是个冬夜，严立华家的土房子也挡不住嗖嗖的冷风。外间熄了灯，里间昏暗的油灯下，18个影子影影绰绰地映在泥巴墙上。
在过去40年里，公认的是，这场碰头会上诞生了著名的“红手印托孤书”。但现在回头看，当年的细节仍有可斟酌之处。如今挂在“大包干纪念馆”里的“红手印”文件，齐齐整整有21个人的名字和手印，但在当事人的记忆中，这个数字被反复证实为18个。
“当时全村有20户，每家的当家人出来做主，加上我，一共有18个人按了手印。”严宏昌眯着眼睛回忆时，仍清楚记得另外2户没有到场的原因，是因为“那两家都是光棍，出门要饭去了，人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