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布丨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开启新征程，中国要过哪些关走哪些路？
发布时间:2020-12-16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
11月22日，2020年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网记者 张艳玲 摄
中国网11月23日讯（记者 张艳玲）22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在京举办2020年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开启新征程的中国”进行研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远景目标：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论坛主旨演讲中介绍了他的团队对中国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进行的数据测算，指出中国需过哪些关、走哪些路才能实现目标，开启新征程。
刘元春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重要的突破是在“四个全面”中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替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一次具体地将现代化指标、战略、路径进行清晰定位，使现代化从口号、政治导向、奋斗方向变成切实的行动纲领。
针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刘元春的团队通过测算得出的结论是：
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19年》显示，创新能力指数排名前10的国家，2019年人均GDP平均水平高达约5.4万美元，是中国的5倍之多。未来15年，中国平均增速需达11.2%，研发强度必须提升到3.706%。
2019年全球高收入国家70个，发达经济体有39个。2019年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门槛值为1.2375万美元左右，发达经济体中人均GDP平均水平高达4.8万美元。中国如在未来15年达到发达国家人均GDP平均4.8万美元水平，假设这些国家经济不增长，中国人均GDP增长4.36倍，那么年均增速需达到10.3%；假设发达国家未来平均增速达2.5%，中国未来15年年均增速需达13.1%。
刘元春认为，按照现有趋势和模式，2035年基本完成现代化目标存在很多困难，必须进行战略深化和调整。利用“双循坏”和新发展格局战略调整、重构、深化过去的各种战略，推进技术创新，实现新技术红利，推动改革，实现第二轮制度红利，构建人才强国、教育强国，推动人口红利转化人力资源红利，构建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合作平台和新的竞争力，突破价值链和分工链重构的瓶颈约束，进而构建新一轮全球化红利。
通过要素市场改革可激发发展潜能。刘元春的团队测算：2035年，中国要素市场改革力度如能达到90%，激发出的经济增速可超过6%。刘元春表示，中国技术发展空间、改革空间、人力资源发展空间广阔，只要按照新发展格局进行新一轮大改革大调整，未来能实现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再迈上新的大台阶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刘世锦从结构性潜能与配套的改革开放角度解读“开启新征程的中国”。
刘世锦表示，中国经济有望实现正增长，经济增长也逐渐回到正常轨道。随着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速，中国可通过激发与中速增长期相匹配的新结构性潜能，推动结构性潜能驱动经济增长。
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这包括追赶或跟跑的潜能和新涌现的潜能。
“中国目前人均GDP 1万美元，发达经济体平均4万美元，中国与他们有至少3万美元的差距，这就是其中的增长潜能所在。” 刘世锦说，新涌现的增长潜能是指与发达经济体同步，有可能并跑甚至领跑的潜能，主要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
刘世锦认为，建设开放型、内需为主的国内大循环，要搭建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结构性潜能框架。
1是指都市圈、城市群建设；3是指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等经济循环方面的三大短板；2是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简言之，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另外，要推进配套改革，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空间规划、公共资源配置改革；政府传统产业政策要向营造高质量竞争环境政策转变；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高水平大学、基础研究领域改革。
实行揭“英雄榜”方式，引入竞争机制，解决科技“卡脖子”问题；形成政府合理引导监管、企业为主体、市场驱动的数字经济发展机制；形成以绿色核算为基石，企业、个人以市场化方式参与的绿色发展机制；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相关领域深化改革，拉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在全球市场经济建设和竞争中发挥引领作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司原司长徐林从扩大内需方面解读“开启新征程的中国”。徐林认为，扩大内需要扩大消费需求，而不是要扩大投资需求。要在供给侧方面下更多功夫，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改革收入分配关系，缩小区域、城乡差距，强化社保体系，提高消费倾向，提高供给侧方面对消费需求的深层响应能力，放松对供给侧不合理管制，加大创新，提高研发能力，增加高质量高品质服务供给，将外溢需求转化为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