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主动、江浙喜张罗 长三角一体化暗藏玄机(3)
发布时间:2019-03-25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在姚庄，当地流传着“黄桃父子兵，十天收入过百万”的故事。据姚庄镇宣传干事曹宇杰介绍，姚庄的黄桃品种源自上海。上世纪90年代，上海农科院研制的黄桃在奉贤试种失败，姚庄人得到消息，带回几株试种，意外取得成功。
如今在接轨上海的政策背景下，姚庄的产业与上海相连更加紧密。
“我们在上海有两支招商小分队，一支在闵行，一支在嘉定。”姚庄镇宣传干事曹宇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姚庄全镇90%以上的外资项目、80%以上的人才和70%以上的三产项目直接从上海引进，有接近200名高端人才居住在上海、工作在姚庄。
“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已经把我们紧紧捆在一起，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又给我们打了一支强心剂。”曹宇杰表示，在示范区的机遇下毗邻乡镇都有合作的意向。
3月11日，姚庄镇发起成立了三地六镇党建联盟，青浦区练塘镇、朱家角镇、金泽镇，吴江区汾湖高新区，嘉善县西塘镇、姚庄镇由此打通了常态化的沟通渠道。
姚庄镇党委书记曹惠明表示，接下来姚庄镇将“做足文章，奋力拼搏，把有限的土地要素等资源统筹谋划好，在地块上做好储备，更好承接一些重大关键项目。”
嘉善县发改局副局长李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目前虽然《纲要》尚未公布，但三地已经开始主动谋划。“我们一方面打通毛细血管，譬如针对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开办，设立了专门的服务区，空间也划好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梳理各方面问题、摸清自己的底细，为迎接《规划》的出台做准备。”
今年2月，青浦、吴江、嘉善还联合发布了 《2019年一体化发展工作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三地将共同开展沪苏浙毗邻区域概念性规划研究，逐步实现规划契合、设施汇合、产业耦合、功能聚合、治理融合、环保联合和保障配合。
从对接到融合
事实上，长三角一体化的提法由来已久。
2008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将“长三角一体化”写入国家文件。此后10年，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委先后发布《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2010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行动纲要》(2019年将出台)等文件，对长三角一体化进行了数次规划。
陈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即将出台的新一轮《纲要》重点将是空间质量的提高而非空间规划问题，伴随而来的必将是制度性的变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推动一体化走上新台阶”。
舆论认为，示范区被寄予厚望，不在于打通省域间的断头路，而在于解决120急救车跨省救援的问题——前者依靠区域合作，后者依靠的是区域一体化。
陈雯将当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面临的障碍，分为结构性和制度性两个方面。其中，结构性障碍指客观存在的地区差异，如语言不通、生态阻隔、经济水平差异等；而制度性障碍更多是出于地方保护主义思维，人为设置门槛和分割的政策、法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障碍。“这次的规划，包括示范区建设，更着重解决制度性障碍，制度性障碍的解决也有利于解决结构性的障碍问题。”
示范区如何能够破除制度性的障碍？据陈建军观察，目前地方的思维仍局限于属地管理：“青嘉吴这一区域确定为示范区的话，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去谋划，如果三地依然在各自探索，最后建设的结果将依然是个拼盘。”
“如果把跨界的示范区完全当成一个行政区对待，把三四个地方合并成一个区，就不是真正在解决跨界一体化的问题，还是会继续带来行政边界协调问题。这样的做法是一条死路，未来也没法推广。”陈雯提醒道，属地管理是无法改变的前提，完全和过度强调整体也容易步入另一个极端，可能会使协调和一体化陷入僵局。
她认为，“在这轮一体化探索中，一定要理清地方自治与一体化的关系，审慎地制定一体化协调制度方案。单个行政区涉及的是内部管理成本，多个地区间涉及的是交易成本，两者都存在一定的规模边界。”
边界的把控源于实践探索，因此示范区带有很强的试验性。“为什么我一直提试验区？因为中国还没有类似的尝试。”陈建军认为，“无论未来如何规划，示范区的建设都将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就像现在的长三角办，仍需要通过吵架去磨合。”
对长三角办的工作人员来说，工作状态也随着一体化的深入而发生转变。长三角办交通能源组组长罗伟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对接’已经是过去时了，‘融合’才是进行时。”
在他看来，从一开始的合作对接，到现在的融合，拥有共同的身份认同，未来一体化的趋势，也将会从物理性对接过渡到化学性融合。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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