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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19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在上海开营。在过去的多年时间里，科大卫、萧凤霞、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赵世瑜等教授带领研究团队深入乡村社会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并在田野与文献的基础之上探讨尤其是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的演变以及地方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等研究课题。本届研习营将历史人类学的旨趣与关怀带入城市，开始探索如何在城市开展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正如在开展乡村研究时所强调的那样，透过田野考察，希望能把制度史的问题，紧扣到具体的地点与人群；而以田野的眼光去读文献，则期待能恢复深埋于文献中的现场情景。在传统时代，中国城市化的程度领先于世界；然而，从清末民初起，因为交通的演变，工业化的影响，现代建筑业的兴起等理由，全世界的城市化程度大大迈进，中国社会也如是。所以，在时间上，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着眼点需要往下推。有鉴于此，首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邀请了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萧凤霞、澳门大学历史系王笛、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科大卫、贺喜、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程美宝、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乐天、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冯筱才、上海师范大学钟翀、同济大学刘刚等诸位教授为学员举办讲座，各位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分享了自己对于城市史研究的看法与思考。此外，研习营还特邀复旦大学史地所张伟然、上海社科院金大陆、马军、牟振宇、林超超等学者带队，在上海城市进行了田野考察。
钟翀：解读上海城市变迁
讲座伊始，钟翀教授即指出，城市是聚落发展的最高形态，城市的组织管理、功能都是聚落之中最强的，也是最为复杂的。在这次讲座中，钟教授特别从如何利用地图资料对城市形态进行研究这一点展开。

钟翀（右）
钟教授认为，上海能够发展的宏观因素有以下三点：第一，襟江带海，一面面临长江，一面面朝太平洋，上海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空间。第二，腹地广阔，从长江流域来讲，上海腹地约180万平方公里，拥有4亿人口，是亚热带季风带气候，条件优越。第三，欧米中点，在金融的八小时时间带上，上海依然具有优势。所以一个城市的发展不是偶然的。从中观层面讲，上海位于长江口三角洲，经济规模大、历史悠久。同时，钟教授强调，长江三角洲是资本密度最大的地带，特别是沿江、沿海、能够开展远洋贸易的三角洲。
那么，上海究竟是怎么成长起来的？钟翀教授对此作了梳理。宋朝，古吴淞江逐渐淤塞，外来船舶改由“上海浦”进入上海，最早停靠在今十六铺从新开河到大小东门一带，日久天长，居民聚居，形成了上海早期的集镇聚落。11世纪，第一次出现用以收酒税的“上海务”，是一个很重要的机构。过了一百多年，“上海镇”成立，并且在镇内设置了针对海外贸易的“市舶分司”。13世纪末，成立“上海县”，并一度设“市舶司”。明嘉靖32年，因为倭寇几次进城，上海的城墙、城壕完成。清道光23年，据《南京条约》开港。1845年，英租界成立，其后，美租界（1848）、法租界（1849）相继设立。1853～1862年，因为太平天国之乱、难民涌入，上海总人口达到50万。1918～1937年，上海进入全盛期。1936年，上海达到最盛期，其时租界150万人，租界以外200万人，为当时全国最高的人口过密都市。1945年，日本败战，上海返还国民政府。1949年，解放军入城，上海近代史终焉。
地图上的近代上海之变

清·嘉庆《县城图》（1814）
钟教授展示了开港之前的上海县城图，并指出城东北是贸易开展得最热闹的地方。当时上海县城人流量很大，非常密集，拥有20万人口，并非小城。周围则是广袤无边的稻田平原。
近代初期英租界是何时开发的？在1847-1864年前后，英租界已经得到了开发。10年后发展初具规模。这一时期英租界的范围大致为黄浦江以西、苏州河以南、泥城浜（今西藏路）以东、洋泾浜（今延安路）以北。近代初期法租界相对落后，开发较晚，1870年前后，法租界也发展起来。美租界早期则一直没有发展。

City and Environs of Shanghai （1862）
在上海，为什么生意欠佳的英租界、法租界会发展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是战争。1860年，太平军攻打上海，数以千计极度恐慌的难民涌入上海，江面上挤满了各种船只，包括很多豪华大型船只，这批人带来了上海资本的集聚、人的集，租界则提供了安全的入场券。上海也因此得到了发展。

上海县城厢内外租界全图（1888） 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宇内孤本
回顾了近代上海租界的扩张，钟翀教授指出扩张是分时期的。最初在1846年，英租界第一期建在河南路、北京路、洋泾浜之间，1848年稳定在西藏路、黄浦江、苏州河、洋泾浜之间。法租界1849年在城北，1914年扩张至最大规模。随后，英租界、美租界又相继进行扩张。最后形成的租界几乎包围华界的局面。
钟教授强调，租界扩张的主要方式是“越界筑路”与“填浜筑路”。“越界筑路”最初为租界的军事需要，为抵御太平军，道台只能应允。上海地处水乡，河道在城市扩张中价格是很便宜的，所以用来“填浜筑路”。
1918年以后，上海发展繁荣，大上海初露雏形。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针对租界贪婪地、无序地扩张，华界的发展计划被提上日程。该计划核心有二：第一，在上海最核心地带——江湾造一个新城，把物流、人流、资金流吸引过来，与租界形成竞争。第二，造环状线（即中山路），阻碍英法租界的蔓延。然随后因战争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完全实行。其后，战时上海发展停滞。当时较发达的是在虹口形成的一条日本街。
总之，战争对上海城市的发展影响非常大。
上海老城厢的历史形态变迁
钟教授回顾了海外城市史地研究。聚落史地学开创者施吕特（O. schlüter）强调城市实测平面图作为原始资料对追溯古城形态十分重要，由此提出“形态基因”的概念。而英国地理学者、城市形态学学者康泽恩（M.R.G.Conzen）认为要真正理解城市形态，首先必须明确研究的尺度；第二必须将这个混乱的状态拆分成定义清晰的不同方面，并加以逐一分析。他提出了“平面类型单元”（plan unit）作为基本分析单元，一个plan unit就是城市中的一个亚区域，大致在同一时间、因相同的内在原因而形成，具有类似的街道网格系统、土地划分方式的同质性形态单元。通过这个概念，Conzen发现城市中有两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亚区域：一是“城市核”（urban core），这个区域是一个城市的发源地，保留了一个城市在萌芽阶段的功能、街道和一些建筑物（大多数是地标和公共建筑），这些元素可以说明一个城市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原动力。二是“城市边缘”（urban fringe），是一个城市的最外缘与乡村交接之地，这个地方混沌的物质状态，反映了从乡村变为城市这个过程中的各个阶段的状态，并潜伏着城市化的巨大力量。
在康泽恩看来，所谓城市历史形态学，具体而言，根据西方比较形态学的研究实践，历史城市中的许多功能地块如坊市、墙濠等，其平面特征与地形轮廓将对后来的城市形态发挥强有力的影响。例如，早期的自然山丘、河道往往为后续的墙、濠所利用、继承，而墙濠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线性特征的地块（即所谓fixation line，“固结线”），在拆除之后也往往形成沿线形城墙的环形街道（即所consequent street，“顺应固结线而形成的街道”）。钟教授强调由于时间的侵蚀与人类活动的迭代，需要着意研究的地物，也并非件件华丽精美，更多的是看似普通、有时甚至是残破不堪的地物面貌，反倒有着更重要甚至非凡的形态发生学标本价值。从地物到空间、人群，再到城市的历史，在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这大概是研究者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
百年前上海真是小渔村吗？
演讲的最后，钟教授谈到了一个上海史上经常会提及的问题：百年前上海真是小渔村吗？他更将此问题涉及的时段更往前提了——500年前，还未筑城时期的上海城是什么样的呢？
钟教授说，在1404年之前，包括上海在内的四个港口一直在竞争，那么，上海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呢？这就要从夏原吉实施“掣淞入浏”工程说起，浏河并吴淞江之水，从刘家港入海，成为太湖“入海大道”；同时，浚上海范家浜，上接黄浦引淀泖之水入海，形成黄浦江。18世纪以降，浏河日益束狭淤浅，黄浦江夺苏州河，成为太湖下游第一大河。由于航运条件的改变，上海港地位改变，城市也由此获得大发展。

City and Environs of Shanghai （1862，局部）

转载请标注：我爱技术网——城市的历史人类学②︱钟翀 张乐天：上海的城市纹理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