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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性·建设性中国有“市场”吗？有的话，是什么样的“市场”？这个“市场”如果不符合古典经济学的界定，那么这是一种次级形态，还是对原有理论的挑战或补足？这意味着，对此的......

理性·建设性

中国有“市场”吗？有的话，是什么样的“市场”？这个“市场”如果不符合古典经济学的界定，那么这是一种次级形态，还是对原有理论的挑战或补足？这意味着，对此的思考必然伴随着对经典理论的反思。
在近代欧美学者对中国的论述中，常有一些让人感到费解的论断，最著名的便是“中国无宗教”和“中国无城市”（韦伯语）。曾有国内学者撰文表达不满（显然也兼困惑），认为这简直是睁眼说瞎话，是西方人凭恃着帝国主义心态，无视中国宗教、城市存在的事实。然而，要说像韦伯这样的一流学者犯这样低级的错误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这些论断的真实含义，仅是在一个比较研究的框架内，指出中国没有对等于西方社会的概念：“宗教”是指基督教那样有专职神职人员的制度化宗教、“城市”则是指有着市民自治权利的城市。理查德·拉克曼在《国家与权力》中甚至还说过“仅仅五百年前，国家在绝大多数地区并不存在”——很多社会学者都会赞同他这个观点，因为这里的“国家”也是特指在境内垄断征税、暴力与合法性等整套机制的现代政治组织。
就此或许也可以说，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无市场”，因为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预设，“市场”本身就是一个独立分化且自我规范的领域，按自身的经济规律运作，对它的任何人为干预都是扭曲。显然，这种理想型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中国史上从未出现过。这就变成了这样一些问题：中国有“市场”吗？有的话，是什么样的“市场”？这个“市场”如果不符合古典经济学的界定，那么这是一种次级形态，还是对原有理论的挑战或补足？这意味着，对此的思考必然伴随着对经典理论的反思。

中国式市场体系

毫无疑问，中国是有“市场”的。但以往的经济学理论在谈到“市场”时，都隐藏着自己未加界定的预设，因此黄国信在回答“市场如何形成”时，首先回顾了从亚当·斯密、恩格斯，到哈耶克、波兰尼等人所说的“市场”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非常精彩的文献综述，只有在这样梳理的基础上，才能看清中国经验的意义：中国这种历来注重国家介入经济活动的模式，究竟是例外，还是更具普遍性？
实际上，很多人早已质疑古典经济学中理想型的资本主义市场模式，这种批判最初还不是来自经济学内部，而是人类学、社会学方面的侧翼狙击火力。对人类学来说，经济活动是嵌入在社会中的一个活动，贸易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商品、利益交换，还包含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在对原始社会的观察研究中比比皆是。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虽然在《石器时代经济学》（1972）中谦称“我对经济学极其无知”，但雄辩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与生俱来的经济方式，而人类社会更普遍的经济方式也不是资本主义”——这句话看似理所当然，但对许多人来说却是当头一棒，人们被迫正视一个事实：经济活动是文化序列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领域，并没有一个完全分化的理想型“市场”像雅典娜那样一出生就全副武装跳出来。把“市场”看作是完全自主地按经济规律运作的特殊领域的观念，不仅是一种理论建构，本质上还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
与此相关的，自1970年代以来，对古典理论基本前提的反思还包含另一个侧面，那就是：既然像市场、社会等都不能说是自主、分化的领域，那么就不能忽视其它力量（尤其是国家）所起到的作用。1985年由希达·斯考切波主编的《找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就表达了这样一种关切：以往的社会学研究大多以“社会”为中心视角，尽管知道国家对社会有重大影响，却没能真正重视国家的行为主体身份，关注国家“如何通过其政策及其与社会集团模式化的关系来影响政治和社会过程”。正因此，她强调要“找回国家”，而其中“令现代社会科学家最为着迷的国家行为还是对经济过程的干预”。
不过，这些反思大体上是社会科学的学者们更感兴趣，经济学理论的城堡仍然很少敞开大门。黄国信的《市场如何形成》虽然看似是从很小的案例（清代食盐走私）出发，却有着很大的理论雄心，旨在参与这一理论对话。他无意挑战经济学理论，只是试图指出：利用价格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既不是市场形成的唯一形态，也不是其最初形态，相反，对于未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那些传统社会来说，国家可能在其中扮演相当主动的角色。
这是一种已有市场交换基础，但离资本主义统一市场又有相当大距离的“市场”。由于经济活动深深地嵌入在社会中，因而政治力量、社会习俗与惯例都能对经济施加强大的影响，这种传统市场的逻辑无法简单塞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就清代食盐走私的案例而言，他强调指出，清代官盐虽然无法脱离专卖体系，但其运作其实存在明显的市场化导向；而私盐虽然更为市场化，其实却同样需要与官方合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进而认为：“由于传统中国市场受到国家的强烈干预，直接与政府操控的官盐贸易联系在一起的私盐贸易可以被看作探讨传统中国市场形成问题的最佳实验场。”
确实，中国早熟的国家力量很早就介入经济活动，在周代已有专职官员掌控市场物价。无论是赞成国家干预（如《管子》、《商君书》）还是反对国家干预（如《孟子》、《荀子》）的文献，都清楚证明先秦时代的国家对贸易和产业进行积极的干预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独立的、具有自我身份意识的商人群体很难涌现。尽管这表明从一开始，经济活动在中国就是深深嵌入社会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干预本身的强度是随着国家遭遇挑战的强度而变化的。
在黄国信的理论架构里，“国家”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似乎没有内在矛盾、没有不同时代的变动，只是干预市场的一个恒定不变的外部力量。他虽然提到晋商与清廷的政商勾结有着深厚的运作逻辑，但并未把国家视为一个行为主体去理解其干预经济活动的逻辑本身。简言之，中国传统的国家在介入市场时，有着多重彼此冲突的目的，既要汲取财力供应政府开支，又要遵循儒家道德经济学的原则，不能“与民争利”。汉代管理国家财政的大司农，其职能便是“供军国之用”，这种财政视角下的国家是寄生性的，涉入经济的目的绝不是为了促进经济本身；儒家所坚持的则是在适度汲取的基础上维持人民生活的有序运作，其逻辑同样是非经济的。
在此，他敏锐地洞察了“市场”在各家论述中的不同涵义，却忘了去界定“国家”的不同角色。当他引述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的观点，认为国家在欧洲市场经济演进过程中扮演了两次关键性介入（古希腊城邦促进外貌、近代民族国家确立制度创新）时，并未比较得出：这与传统中国的国家角色颇有不同。商业的深入发展需要两个条件（保护财产权、保证合同履约），但这都不是历代中国王朝关心的事务。这个“国家”显然不是现代经济中国家的角色，即便它能够无意中创造出统一的全国性市场，但它能催生出市场经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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