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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为何高干们在北京饭店不敢说话?

发布时间:2022-04-26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见到朱老总的老伴儿,双方只是简单亲切的几句问候

  父亲当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从一个军种的领导进入全军的领导班子。父亲那几年常常外出,视察地方部队的情况,有的时候也趁机拜会一下老战友。

  那时候还有相当一批干部没有解放,而父亲不倒反升,父亲去看望他们也带有某种程度的安慰。

  有一次到上海,这里是四人帮的老窝,有很多父亲的老战友,但几乎全部倒台。陪同父亲的上海市革委会成员除去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其他人都与父亲见了面。

  父亲提出希望见见老战友曹荻秋、魏文伯,几个上海市新贵领导一怔。还是工人造反司令陈阿大口直心快,说:“看他们干什么,走资派!”

  通过了解,父亲得知曹荻秋、魏文伯还挂着,并没有定性为敌我矛盾,于是还是与他们见了面,见面后彼此感慨良多,但是也没有敢把心里话掏出来。那个时候谁都怕言多语失,带来灾祸。

  还有托父亲给孩子走后门参军的也很多,那个时候参军就相当于今天的出国留学,是年轻人最向往的事。父亲虽然介绍几个人参军不是难事,可他也怕落下走后门搞不正之风的嫌疑,所以推掉的要远远多于帮助办的,这也得罪了一些人,来托父亲办事的都不是“白丁”,有的职务比父亲还高。

  有次父亲接到何香凝老人的来信,信中述说她的孙女也就是廖承志的女儿在内蒙插队,处境很不好,受了不少罪,希望父亲帮忙让孙女参军。父亲非常尊重这位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他给有关部队写信,要求“抓紧办”。办成后何香凝老人还来信感谢。1995年父亲病情加重,当时已经担任国务院港台办主任的廖晖亲自到医院去看望了父亲,也许廖晖还记得父亲替廖家办过一件事情。

  记得那个时候高级干部常去的地方就是北京饭店,去饭店除去开一些会议外,还可以去理发、休息。据说除了毛主席,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去过北京饭店。我们几个子女也轮番被父亲带去过。有次我蹭了一碗面条,随口说了一句:“太淡,没味道。”

  父亲对我的不屑有些意见,说:“总理来了都吃这个面,你还觉得没有味道?。”

  有一天父亲走在大厅休息,突然一个老太太迎了上来。父亲高兴地说:“康大姐,您来了,朱老总好吗?”康克清也很高兴,毕竟在井冈山时代他们就认识了。但康克清情绪明显有些压抑,她警惕地看了看周围,说:“朱老总也很想念大家!”说这话的时候康克清有些伤感。是啊,红军时候朱老总正值中年,从几乎随时会被敌人剿灭的井冈山打出了天下,当年都称“朱毛”。可是现而今年近90的老人还没有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新贵吃香。

  父亲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发自内心地说:“朱老总年纪大了,一定让他老人家休息好,他活着就是我们大家的福气。”我当时有些纳闷:人称“红军之父”的老伴儿,怎么会这样谨小慎微。从中也可看到当年政治空气之紧张了。

  两年以后,我在收音机里听到朱德逝世的消息,父亲参加完追悼会回到家中,吃晚饭的时候他说:“朱老总面相特别忠厚。朱老总人缘特别好,在延安的时候他50多岁,和战士一起打篮球。分拨的时候,两边战士怕输球都不要他,把他晒在一边,他也不生气,多随和呀。”

  父亲在晚年也和我谈起朱老总,他承认老人对不少运动是消极的:“批判彭德怀、搞文化大革命、重用江青,朱老总都是很不以为然的。可是朱老总的党性又不可能让他公开反对,正好老人家的年纪大了,选择沉默也就成了没有其他办法的选择。”

  (2)粟裕以为我和三哥是父亲身边的战士,显得有些紧张

  1974年的夏天,我和三哥陪同父亲到北京饭店。父亲要理发,正好碰见粟裕大将。他和父亲握手问候,只是把话题停留在各自身体上。我明显感到他们都有顾虑,我看到粟裕不时地看着我们,显得有些紧张。父亲赶紧说:“他们是我儿子。”

  粟裕这才走过来和我们握手,但没多久就匆匆离开了。

  1984年粟裕逝世,我和父亲又聊起这位被称为中国第一大将的杰出将领。粟裕也像我问过的多位“疑问人物”一样,我始终对战功赫赫的他几乎一直被“冷藏”大惑不解。出生在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对中国的军事家很感兴趣,当然平民百姓的子弟,像我这样热衷于讨论中国军事家的也不少,很多年轻人谈起中国的名将都如数家珍。

  父亲那天和我透露过一件事情,就是五十年代在一次小范围的军事家会议上,主席曾经流露出对粟裕的不满,而且还使用了激烈的语言。我追问父亲,主席为什么这样?父亲说:主席为什么这样我也搞不清楚,我只知道解放战争跨越长江的时候,主席让粟裕尽快渡江。但是粟裕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认为需要等待时机,晚了几天。

  父亲说,粟裕这样做成功地渡过去了,当然按主席的打法我想也会渡过去。

  父亲说:“当年我们一些高级军官都知道主席和粟裕的一段对话。毛主席说:‘你们那样果敢、迅猛地消灭了74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蒋介石, ‘第二个没想到的人,就是我毛泽东呀!’可见主席当时是多么欣赏粟裕。”

  我问父亲:“那粟裕解放后怎么会是那种情况?”

  父亲说:“现在说话比十年前宽松多了,我前不久听说,解放后陈赓曾对粟裕说过:‘古往今来,两种人最危险,一是功劳太大的人,一是不去迎合上司的人。你老兄这两样一样都不少,能不被整吗?’粟裕打仗好,战场上的事必须尽快敢于做决断,容不得层层请示。可是解放后就不一样了,一个领导干部必须一级级地按规矩办事,按战争年代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做法让一批干部吃了大亏。我刚刚进城也有不适应的感觉。1952年,粟裕当上了副总参谋长,1954年后,当上了总参谋长。他办事情有自己的观点,不唯上,不唯权,由此在工作中得罪了两个老帅,有的时候让他无所适从。后来粟裕也知道不能太较真,到了1955 年评军衔问题时,粟裕很有可能当元帅,但是他有自己的考虑,几次诚恳要求不当元帅。主席决定让他当第一大将。但是粟裕1958年还是受了批判,还是有两位老帅对他有看法。同时也有几位老帅受到株连,比如刘伯承、叶剑英。谁工作中都会有缺点,一上纲上线就没有边了。那次批判幸亏总理、陈毅力保,否则粟裕有可能被打成‘反党集团’。粟裕的总参谋长被免了。由于主席那个时候听了倒粟的汇报,也对粟裕做出了不好的评价。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整人也不是毛主席的专利。”

  父亲故去后,我仍然关注粟裕之谜。我听北京一些差不多大的高干子弟讲,彭总1959年在庐山为民请命挨整,有人做粟裕工作,让他揭发彭总,因为粟裕被批是彭总主持的。但是粟裕拒绝了,他不愿意干落井下石的事情。一直到文革,粟裕一直处于似倒非倒的状态,他的谨慎、低调让他没有成为“敌人”。而他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的问题,直到他去世后8年才彻底解决。

  粟裕和父亲是多年的老战友,想想粟裕,感到父亲受到一点冤枉也可以理解了。在这个特殊的“气场”中,个人的命运常常是难以违抗的。

  文章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陈人康策划、口述,金汕,陈义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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