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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浩与夫人王佩芝。

1937年，贝熙业在宛平城发现了受伤的男子及其母亲。

贝熙业（背对镜头者）与八路军在一起。

用自行车运药的贝熙业。

本文图片由贝家花园提供，原片版权归让·路易·贝熙业所有。

自行车“驼峰航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震天的炮火中，贝熙业挺身而出，主动要求为红十字会出力，救治中国难民。中国红十字会北平分会1937年7月的一份档案中，记载了他的义举：“使团全体医官，由贝熙业大夫代表来函，愿为红十字会服务，当经复函，表示欢迎。”

得到红十字会的回复，贝熙业立刻忙了起来，联络各家外国医院，救治伤病员。源源不断的伤员让他迫切地希望了解前线的情况，7月30日，他赶到法国使馆打听战况，恰好，一名武官正要去前线察看，贝熙业便与武官一同开车向宛平方向驶去。

一路所见，皆是逃难的人流，千疮百孔的城墙，熊熊燃烧的建筑……在中国生活二十余年，贝熙业早已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这满目疮痍深深刺痛了他，而他能做的，只是忍痛救治沿途看到的受伤百姓。

一位男子伤得有些重，贝熙业不得不将他带回城里的法国医院，或许是想留下一些战争的记录，回城前，他在弹孔密布的城墙前为这名男子及其母亲留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中，衣着普通的男子胸口有一片伤疤，左手虚掩着自己的腰，他的老母亲在一旁搀扶着虚弱的他。而在另一张拍摄于法国医院的照片中，仍然是男子和母亲站在一起，精神已经好了许多。显然，这名在炮火中受伤的男子被贝熙业从死神身边救了回来。

像这名男子一样幸运的中国百姓，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在战火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见多识广的贝熙业深知，仅靠个人的善举无法阻止侵略者的铁蹄，或许正因如此，当一位熟人找到他询问能否帮忙往“山那边”运药品时，贝熙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找贝熙业的人是黄浩。黄浩，原名黄宠锡，广东揭阳县顶埠村人。上世纪20年代，黄浩来到北平，先行医，后从事教育，并被推选为新街口基督教堂长老，他扶危济贫，在新街口一带享有颇高威信。他的夫人王佩芝擅长抽纱，开有一间挑补绣花工厂。“九一八”事变后，黄浩夫妇两个人积极宣传抗日，捐款捐物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1937年5月，42岁的黄浩同一批爱国学生一起奔赴延安，途中遇见彭德怀，彭德怀为他题写了“坚持抗战到底”六个大字，但考虑到他的条件适合地下工作，便鼓励他返回北平。就这样，街坊们熟悉的黄浩长老多了一个秘密身份——中共地下情报人员。

黄浩与贝熙业何时相识已经无从知晓，但1939年的黄浩显然已深知贝熙业的脾气秉性，认定他一定会为中国的抗战尽自己的力量。当时，北平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西山地区，但由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根据地药品奇缺，尤其是西药。北平城内的黄浩一边通过各种渠道为根据地秘密购买药品，一边努力寻找一条联系根据地的安全通道。他想到了经常往返城内和西山之间的贝熙业，既是外国人，又有医生的身份，可谓运送药品的理想人选。

这天，黄浩敲开了贝熙业在大甜水井胡同的宅门，而贝熙业果然如他所料，义无反顾地帮忙开辟了这条药品生命线。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交通员、电影《地下尖兵》的编剧刘致祥曾写文章称，贝熙业是黄浩的朋友，经常用自己的汽车从城区运送药品器材到西山附近。贝熙业的司机梅筱山之子梅洪崑也曾回忆：“那运药我记得起码有十几回，我爸开车之前，总提溜一书包，那书包任何人不准动的。爸爸一出车……我妈说你又上哪去？他这么一比划（手势八），我以为弄钱去呢，后来长大了我才琢磨，这一比划意思是八路军。”

车子从大甜水井胡同出发，经过西直门岗楼，穿过海淀镇、贝大夫桥，直奔温泉镇，一路上要经过多个日军关卡。尤其是日军在温泉镇修筑的“胄乃城”，扼守城内到西山的交通要道，无论昼夜，过往人车都要经过层层盘查搜索。通常，日军并不会为难插着法国国旗、坐着法国医生的汽车，可一旦车里被日军发现帮助中共抗日的证据，无论是什么身份都难逃一劫。

贝熙业当然知道其中的危险，却从未推脱过。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批批药品就在他的帮助下，经贝家花园转交给地下游击队，再翻过门头沟的妙峰山，最终输送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和晋察冀边区的战地医院。

1939年初，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到冀中战地医院视察，得知许多来自德国拜尔的贵重药品是地下工作人员冒着极大风险从敌占区搞到的，不由地竖起大拇指，连连赞扬：“真了不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紧了对华北物资的掠夺，石油成为紧俏的战略物资，贝熙业的汽车无法开了。为了保住通往根据地的生命线，他开始骑自行车运送药品。《北平人民八年抗战》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贝大夫在鹫峰下的北安河村外造了一座别墅‘贝家花园’，而他的看房人王岳川也恰好是地下党的秘密交通员。50多岁的贝大夫骑自行车运药，载重几十斤，行程数十里，十分劳累却从不叫苦……”

事实上，那时的贝熙业并非50多岁，而是年近古稀，从城里的大甜水井胡同到西山的贝家花园，行程也远不只数十里，而是40多公里。“那时城里到北安河是土路，北安河到贝家花园是山间小道，坑坑洼洼，泥泞不平，可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平整的柏油路。”张文大说，他常从市区到西山探访，最常用的交通方式是公交，即便如此，每次来回都是一次体力考验，“难以想象，一位快七十岁的老人是怎样骑着自行车、带着几十斤重的药品一次又一次地走完了这段路程。”

二战期间，中国和盟军曾在喜马拉雅山脉上空开辟一条空中通道，65万吨物资通过这条航线运往中国支援抗战，因航线沿途山峰如骆驼峰背一样起伏连绵，异常惊险，故被称为“驼峰航线”。半个多世纪后的2014年，贝熙业用自行车运送药品的这段路程，被访问法国的习近平主席称赞为自行车“驼峰航线”，足见其艰辛危险。

“一位中国爱国者”

运药，不是贝熙业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唯一贡献。事实上，抗战期间，贝熙业一直以贝家花园为据点，进行着无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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