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没有发出的家书
发布时间:2021-12-02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一封情深意重的家信显得如此的弥足珍贵。这是一封70年前没有发出的家书。写信人是曾任东北解放军炮兵司令员的朱瑞烈士，收信人则是他远在江苏宿迁老家的亲人。
最后一封家书
1948年7月，朱瑞从前线回到哈尔滨，参加东北解放军司令部讨论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计划和准备工作，组织决定留他在后方工作，但他坚持要求上前线指挥作战。1948年9月8日，在奔赴辽沈战役前线前夕，朱瑞给母亲和哥哥写了一封信，倾注了他对亲人的无尽思念，对革命胜利即将到来的喜悦和对炮兵事业的一腔热忱。
母亲、哥哥：
我在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从延安到东北来，同年十二月彩琴带淮北来到东北。在东北两年多了，我们身体都好。彩琴又生一女儿，名字叫东北，很像淮北，快能走了，满健康。彩琴原先身体不好，生东北后保养的好，现在很壮很胖，请勿念。
我在延安就做炮兵工作了，因我在苏联学习的炮兵，我很喜欢这工作。到东北后，人民炮兵大大发展，我很高兴地做着，身体比过去更好了，工作精力更大，工作也还顺利。
东北发展很快，我想不久我们就要打进关，与华北会合，胜利（这次是真正的胜利了）与家乡见面，希望母亲、哥哥、嫂子及小侄等健康，均团圆见面才好！
苏北及山东打仗很多，听说家乡年成很坏，不知家中如何？
母亲健康否？哥嫂健康否？如有可能，请写个信来，因山东、苏北、东北已可通邮，写信是可以寄到的，只是慢点，不要紧。
农民翻身，国家才能强盛，我家有地出租，这就是地主，应做模范，把地自动让给农民，这才算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我想母亲及哥嫂都必定早都做到。我记得在山东时母亲及哥哥都说过，我家都参加革命了，要地是没用处的。这是对的！
苏北及山东跑反，士杰及坤一、小玲都跑到东北了，后找到我们，现分配在哈尔滨工作（公安局工作），他们都好，在东北坤一又生了儿子，名字叫七七（因七七生），一切都很好。还有其他朱家姊妹跑到东北，我均未找到他们，后来又都回山东及苏北了，我只接到陈爱华一封信，她写信告诉我她回山东去了，我同她也未见过面。
听坤一说，大卓在跑反中失掉，现找到没有？
母亲是否仍在二姐家住？二姐家情况如何，各亲友情况如何？均请赐知。
因为记挂母亲及哥嫂，去年六月曾派人到山东送信并附像片给家里，因山东打仗，都没有送到，至今家中情况不了解，常觉不安，特别母亲年迈，是否健在，时刻不忘，务请哥哥据实详告，如仍健在，请多予侍奉，以期胜利后还能团圆，至盼！
至各子侄辈，仍希统统推动他们出来参加革命工作或学习，才不致落到时代后边，甚至做对人民不利的事情。此事请哥哥多负责领导他们。
祝阖家平安！
敦仲敬上
九月八日
第二天，也就是1948年9月9日，朱瑞看望了到哈尔滨出席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山东枣庄煤矿一位姓张的工人代表，并托他将信捎给在家乡的母亲和哥哥。9月10日，朱瑞告别妻女，从哈尔滨急赴辽宁锦州前线，10月1日牺牲于义县战场。噩耗传到哈尔滨时，这位张代表尚未返回山东，遂将信件送还给朱瑞的妻子潘彩琴，成为朱瑞未能发出的最后一封家书。此后，这封信一直珍藏在潘彩琴身边。直到1994年潘彩琴离世，朱瑞的这封家书和其他遗物由其亲属捐赠给哈尔滨烈士纪念馆，保存至今。
早年离家，至死未归
朱瑞，又名朱敦仲，1905年生，江苏宿迁县朱大兴庄人。朱家是三代“书香”家庭。但朱瑞8岁时父亲去世，后又连遭土匪抢劫，家道中落。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广东大学。1925年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9月18日起身回国。1932年一月到中央苏区，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夏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10月参加长征。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12月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9年6月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不久兼任中共中央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和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党的“七大”后，主动辞任军委副总参谋长，承担组建炮兵的重任。1945年夏，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瑞率延安炮兵学校师生开赴东北，组织搜集日伪军遗弃的武器，积极发展炮兵部队。1946年10月起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1948年9月12日，朱瑞指挥炮兵部队投身辽沈战役。
朱瑞自从1925年出国留苏，直到1948年战死沙场，就一直没有回过家乡。1930年1月，他从苏联抵达上海后，在东亚酒楼住下等待党组织派人前来接头，然而望眼欲穿，却始终无人登门。当时的上海，阴冷的天空下弥漫着血腥味，国民党反动派叫嚣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朱瑞先发报到德国柏林共产国际分部，但杳无音讯。朱瑞又到徐州向一位老同学探听消息，发现其吞吞吐吐，神色慌张。为防止意外，朱瑞当即乘火车连夜赶回上海。本来，徐州离宿迁很近，朱瑞原想这次顺路能回家看望阔别5年的母亲，但徐州的遭遇，使他压抑住自己的乡愁，继续一心一意寻找党组织。3月份，他在街上碰到了在苏联时见过的邓颖超。在邓颖超的帮助下，中央组织部派人把朱瑞接到了隐蔽的中央军委机关，并由苏联共产党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朱瑞回忆说：“自莫斯科动身，到找到党，先后6个月。这中间是我最孤零苦闷的时候。在找到党以前，我就像失去母亲的孤儿。”
1935年10月，朱瑞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红军官兵饥寒交迫，10月的黄土高原，天气已经很冷了，战士们却没有御寒的棉衣和果腹的食物。朱瑞辗转寄出一封写给哥哥朱珮的家信，备述困苦，盼哥哥接济。朱瑞的高堂老母已经十来年没见到小儿子了，知道小儿子来信了，放声哭了起来。听说小儿子在外头有困难，敦促大儿子快去看看。朱珮凑足了40块大洋，于1937年春天送到西安。通过杨虎城将军的秘书、中共党员、苏北同乡宋绮云帮忙，久别的兄弟俩异地重逢。两人从白天谈到夜晚，说不完的话。朱瑞把这些钱一部分交了党费，一部分分给困苦中的同志。朱珮要回宿迁，朱瑞送了一程又一程。哥哥说：“别送了，你回去吧。”哥哥一步一回头，流着眼泪，渐行渐远。弟弟突然向哥哥跑去：“哥，哥，你等等。”哥哥回过身来，兄弟俩拥抱着，都哭了。朱瑞说：“哥，看形势，中日必有一战，战端一开，共产党责无旁贷。我不大可能回家了。家里的白发亲娘，还有大大小小的事都在你肩上了。我这里先给你磕个头，你带给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