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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文革”前后的两次高考

发布时间:2021-12-01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我参加了“文革”前后的两次高考

我参加了“文革”前后的两次高考

■左为作者1965年、1978年两次参加高考的准考证。

我参加了“文革”前后的两次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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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痕迹

  王世柱(生于广州市,1965年、1978年两次参加高考,1982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现为湖南某大学退休教师)

  一生中参加两次高考的大有人在,而两次高考相隔了13年,这样的人应该不多。通过十多年后的第二次高考,被重点大学录取的更少。而我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幸运者。

  高中的学长,是《胡杨泪》的主人公钱宗仁

  我1962年初中毕业,通过升学考试,被湘乡一中高中部录取。当年湘乡全县高中只招了4个班,即一中两个班,二中和三中(即现在的湘乡四中)各一个班。当年考高中,比今天上大学难多了。

  那时,同学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此,我学习很勤奋,理科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记得第一次期中考试,大概考了语数外理化几科。我的平均分为92.7分,但还不是第一名。第一名是一个吴姓同学,他的成绩平均为93.8分。我的弱项是语文。这1.1分的差距被我记了40多年。

  进入高中后,大家开始关注高考。那时的高考录取,除了成绩外,政审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政审主要是看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成分高(即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全县每届只录一两个作典型。记得一个1964年毕业于湘乡三中的谭姓同学,他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

  谈到当年高考,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说,这事得从我初中讲起,我于1959年考入湘乡二中初中部44班。建国50余年来,湘乡二中出了两位名人,巧的是这两位名人都出自高3班。一位是中央领导,另一位叫钱宗仁。钱宗仁的出名是因为人民日报1980年发表的一篇报告文学《胡杨泪》。《胡杨泪》的主人公就是钱宗仁。我在二中时就认识他,钱宗仁智力超群,教过他的老师对他的评价是:空前绝后!

  他们这一届毕业是在1961年,那时我已在二中读完了初二。当年在学校听到的故事是,高考复习阶段,有的复习课,班上同学不让老师上,而要钱宗仁讲。这样的高材生,1961年的高考竟然没有考上,原因是他家的成分是富农。两年后,钱宗仁在高考前又重回母校复习,准备再次参加高考。跟他一同回来复习的还有高1班的王姓同学,王1961年未被录取,原因与钱相似。1963年高考后,钱宗仁被著名的哈军工录取,王同学被中南矿冶学院录取。

  钱宗仁被录取后,去当地政府(公社)部门办理迁移证和拨粮证手续时被卡,只好先去哈军工学习。哈军工也曾派人专程来湘乡为他办粮户手续,还是未果。最后学校不得不派人将钱宗仁送回湘乡老家。欲知这位仁兄的详情,请读《胡杨泪》和另一篇《胡杨泪尽》。

  王同学也因家庭原因,中南矿冶学院不准其报到。这件事影响了王同学的一生。

  1965高考前夕,被迫改考文史,名落孙山

  这里还得说明一下,文革前的高考与今天的高考,有两个明显的区别。一是现在的高中,在高二时新课就已基本结束,高三全年都在炒冷饭——高考复习。文革前的高考复习,只有一个月左右。一个月要将三年所学的知识都复习一遍是不可能的,所以那时考的是基本功。二是现在的高考只分文科和理科两类,而文革前则分为理工、医农、文史三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对高考几乎完全失去了信心,但又不甘心弃考。记得高中学过一篇课文叫《范进中举》,范进说过一句话:自古无场外的举人。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心情下,参加了1965年的高考,这也是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

  本来,我因为数理化是强项,准备考理工类。有关人员可能怕再次出现钱宗仁和王同学那样的情况,于是在我的高考体检表中做了手脚。这一点,是我的判断。因为当年的高考体检没有现在正规、严格。我们体检的地点不是在医院,而是在湘乡四中校内,体检的医生也是由县城几所中学的校医组成,学校很容易掌控。

  记得体检结果是班主任王××在班上宣布的,我因所谓的健康原因被限报理工、医农两类几乎所有的专业。同样情况的同学还有好几个,但我被限报最多。不得已,在高考前夕,我被迫改考文史。好像第一志愿报的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这是武大的拳头专业之一,结果可想而知,我名落孙山。

  1965年的幸运儿就是我的同班同学何××,他考入了华中工学院,但他的大学生活却很不幸。1966年,大革文化命开始,何的同学中,家庭成分不是工人,就是贫下中农,只有他的成分最高,于是同学们的大字报当然都对准了他。由于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他被逼疯了。当然,他的病最终还是治好了,并完成了学业。改革开放之后,他曾担任过宁乡一家工厂的厂长。

  1978年,高考分数高出重点线40分,我却只敢填报大专

  我高中毕业后,先是在县城打零工,后来又不得不下乡,一直干到1978年。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苦闷、最无助、最贫穷的13年。

  1977年高考恢复时,我还在湘乡县的土乔公社插队。当时,还不允许我这样的大龄考生报考。1978年高考政策作了些调整,考生年龄限定在30岁之内,66、67、68届高中生允许报考,因为“文革”,这三年未进行高招。我是65届高中生,当时已满31岁,明显不符合报考条件,但我还是报名了。我将出生年份报晚了一年,将高中毕业时间也改为1966年,下决心搏一次。

  高考成绩公布了,我考了370多分。1978年湖南的重点本科线是340分,按我的考分完全可以填报重点大学。然而,当时我仍然担心政审是否还和六十年代一样严。因为尽管大革文化命已经结束,而我的家庭背景并无变化。所以,填报志愿时我的原则就是降低标准,只求“跃出农门”。

  记得1978年的志愿表上重点本科志愿有五个,我全部未填。在一般本科志愿中,我填报的第一所学校是中南林学院(当时该校在湖南溆浦),第二所就是湘潭师专,后面几所学校记不清了,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学校都是带帽的大专,即中专里办的大专班。当然,在是否服从分配一栏里,我重重地写上了四个字:服从分配。结果被录取到了华东水利学院河川系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简称水工专业)。拿到录取通知时,我还以为是信寄错了,嘴里嘟囔着:那里没有我的亲戚呵。主要是长期处在压抑状态中,志愿填报以后,根本就不奢望被录取。还是旁观者提醒道,说不定是录取通知呢。拆开信一看,果然如此。当时真的跟范进老先生的心情一样,大脑里只有三个字:“我中了!”高中毕业13年后,我庆幸自己考上了重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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