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远：最怕爷爷常宝华，宁愿跑到迪厅说相声
发布时间:2021-08-05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2013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常远和王宁、艾伦一同表演了小品《大城小事》，因饰演“美男子”服装设计师常远被观众所熟识。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早在常远6岁那年，他就登上过春晚的舞台，那时他的搭档是他的爷爷——相声艺术家常宝华。
出身相声世家，4岁就登上了舞台，但别人眼中的艳羡和光彩却都抵不过小常远内心的压力和痛苦。“小时候，一听要跟爷爷一起演出，我就睡不着觉，不是兴奋而是紧张。”所以，自从考上了曲艺学校，常远就有意识地脱离家里的管控，庙会、迪厅、婚礼成了他主要的经济来源。但他没想到，“梦想的舞台”一直没有找到。考入文工团后，做了十年场务，几乎没上过台；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后，跑了三年剧组，一个戏也没演上。直到他遇到了麻花团队。
正在播出的第三季《欢乐喜剧人》中，常远的成绩一直不错，他把这些都归功于之前的积累。他说，总决赛想把爷爷请来助演，也是向爷爷证明，自己没有选错。
被迫说相声
最怕爷爷，一听要去演出就失眠
因为爷爷，从3岁起，常远就开始学说相声。
“小时候也不太懂什么是相声，就知道说好了有奖励，能吃糖。爷爷会专门为我写一个段子，让我背，背完就上台演。”4岁那年，常远第一次登上舞台，在一个少年宫里和爷爷一起说的相声《小皇帝》，这是一个反映独生子女的段子。“台下是什么人我不记得了，就记得演完后，收到一辆自行车。”
常远说自己其实一直都没喜欢过相声，“可能是从小大人非要教我，让我有了抵触情绪，到现在我也不喜欢相声。”
那时候和常远搭档说相声的是他的表弟，常远是逗哏，表弟捧哏，而这表兄弟俩最害怕的就是去爷爷家。“我印象最深的那次，一个段子说了一下午，从两点说到六点，就说前面三句话。比如我刚说‘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我爷爷就喊停，说不对，‘今天这个今，你说清楚了，今今今今！”因为常远是逗哏，所以被说得也是最惨的。
“只要知道要跟爷爷去演出，从接到电话通知那一刻起我就开始失眠，一直到演出结束，就想着什么时候才能演完啊。”在常远的记忆里，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不用跟爷爷一起演出的日子。
6岁那年。常远跟爷爷一起上了春节联欢晚会，“那会也不懂春晚的意义，就记得在之后的每天早上，都被家里人叫起来看重播，一到我的节目就让我看，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可看的。”让常远印象最深的是15岁时，和爷爷在一所知名大学演出后，爷爷把他叫到后台，当着好几位明星的面，让常远站在大厅中央，“他叫常远，是我的孙子，刚才他说了段相声，下来还有脸问我说得怎么样，这位少爷说的就不叫相声，嘴里那么不清楚。”
走穴找出路
大年三十，跑到农村迪厅说相声
上了曲艺学校后，又遭遇了几次被当众批评的经历，常远渐渐与爷爷疏远了，“我其实是挺喜欢在舞台上演出的，只是不喜欢跟爷爷一起演，压力太大了。”
“独立”后的常远开始自己想办法找演出的机会。庙会、夜场、酒吧他全演过，“我记得是50年大庆的时候。颐和园有个游园会，就在飞机检阅的前后，我和哥们在台上正卖力地演呢，飞机就开始在空中盘旋，台下的观众也不看我们。”到了春节，就转战大钟寺演出，“在庙会演出也挺苦的。50块钱一场，一天两场，10点有一场，早上8点就得到。演出大概20多分钟，完事就在公园里一直等到下午。庙会都是冬天，我记得有次唱着唱着快板，板掉了都不知道，手都冻僵了，观众在台下直喊，我才发现。最幸福的一次是三个人说群口，站在中间的人有桌子挡着，手可以缩袖子里。”
有年大年三十，常远和哥们演到快十二点，穴头说还有个活儿，少一个节目，你俩去不去，“也没问价钱，也没问去哪，有演出我们就去。我俩最先上了车，坐好之后看见后面迈上来一个50（码）的大脚，我抬眼一看是一位人妖大姐，对我们说‘宝贝儿，往里来点。’紧接着是一个拿着大蟒蛇的，那个蟒蛇头就在我脑袋边上，我这一路都不敢晃脑袋。我们看人家奇怪，人家看我们还奇怪呢，问穴头这俩干吗的，穴头说这俩说相声的。”车把他们拉到一个农村的迪厅，门口有个大垃圾场，还有一个大堤坝，“真以为要给我们卖了呢。”夜店里面乌泱乌泱全是人，打扮也很奇怪。“后来我们才闹明白，原来是有个表演砸酒瓶子的特技演员来不了了，穴头就把我们找来了。人家正蹦着迪呢，突然大厅灯亮了，主持人说下面请大家听段相声，底下人全傻了。”
奋战文工团
10年场务，工作等同于搬家公司
曲艺学校毕业后，常远考进了文工团。“从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我一直在文工团，做场工和剧务的工作，几乎就没机会上台。”那一届一共八个学员，都是刚毕业的学生，工资大概一个月399元，所谓的场务就是装台。“出去演出，演员都是第二天出发，场务要跟着舞美提前出发，坐着大卡车，拉着设备，到地方后要先去剧场看情况，如果台好装可以回去睡一会再起来装，如果台不好装，连夜就得卸车。我们那会干的就是搬家公司的活，音响、大灯、各种线，都是我们卸。有些剧场条件不好，没有电杆，还要现搭，好几百斤的灯都要吊上去，接音响，这些活我都会。一般装完台已经早上七点了，回去稍微睡一两个小时，又得来剧场调试灯光。”
常远主要负责的是打追光。最开始，同期的八个学员都在干这些活，但没多久有些同学就上台演出了，最后，就只剩下他一个人还在干场务。可能是从小在爷爷的高压培养下，常远说自己是那种“忍气吞声”的人，“你让我干吗我就干吗，但我会在心里较劲，就觉得总有一天，我如果有了舞台，一定会把这些能力释放到舞台上。”后来他才知道，原来那时候其他同学都给领导送礼，只有他一直在埋头苦干。
干场务期间，常远挣外快的主要来源就是走穴和主持婚礼，“那会婚礼可真没少去，从400块一场干起。因为周一到周五得上课，需要早起，好不容易周六日还得早起，宿舍也没有热水，一早起来洗脸我就骂街，心说我受这罪干吗。就想，一定要混出个样来，以后再也不主持婚礼了。但每次人家把红包递给我，就还想再接活，得挣钱嘛。”
群演的日常
跑了3年组，结果一个戏也没接上
正是因为文工团里没有演出机会，所以，2006年常远想到要去考电影学院。“考电影学院的时候我已经26岁了，太大了，所以我考的是电影学院的成人教育。”
不过常远依然很感激在文工团时的经历，他觉得那是自己人生的积累和磨炼。没有演出，一直装台和打光，让他成了演出的另一批观众。“其实文工团是一个挺毁演员的地方。演出都是下基层，观众都是平时看不到演出的，会特别热情，让演员容易满足，会觉得自己说得不错、演得不错，因为台下的观众已经乐不可支了。另外机关单位会让人觉得很安逸，演出量也稳定，没什么竞争意识，而且也不用创作新作品，一首歌能唱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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