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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从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关系的视角来看，新中国社会政策的百年发展大体上经历依附范式(社会政策服务经济政策，1949-1978)、兼顾范式(经济政策兼顾社会政策，1979-2002)、互构范式(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并重，2003-2035)、自主范式(经济政策服务社会政策，2036-)四个阶段。与四个阶段相对应，中国社会政策处在不断发展完善的进程中，从依附范式时期的补缺式社会政策到兼顾范式时期的补缺式、制度式并存社会政策，再到互构范式时期的适度普惠式社会政策，最后发展到自主范式时期更高水平的普惠式社会政策。随着中国社会政策从很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再到相当完善，社会政策的本来属性不断呈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也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推进。新中国社会政策的百年演进既是时间上的前后继替，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也是一种体现社会政策发展演变的规律性同时又兼具本土特色的合逻辑的发展进程。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我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独一无二、波澜壮阔的“激荡的百年史”①。在这一百年间，中国将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中国社会政策的百年演进既是追随共和国前进脚步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体现社会政策发展演变的规律性又兼具本土特色的合逻辑的发展进程。本文以新中国成立至21世纪中叶中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为背景，对新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演进逻辑加以讨论。我们将以新中国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对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关系的回应和处理作为基本分析视角，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论，分析研究我国社会政策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及其内在逻辑或规律性。

　　一、如何处理与经济政策的关系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关切

　　关于社会政策发展演变内在逻辑或规律性的研究，国际上有不少值得关注的成果，国内也有一些相关研究。国际上出现了不同的解释视角，如工业化的逻辑视角、权力(分层)视角、意识形态视角、后现代视角、全球化视角等。其中意识形态视角分析的标志性成果如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③。工业化逻辑视角的成果更加集中和丰富。在此，我们主要关注相关比较研究成果，其中既有基于一国比较的纵向分析，也有基于国际比较的横向分析。鉴于本文的主旨是探讨中国社会政策的历史演进，故着重梳理有关社会政策的演进逻辑或范式的相关历史比较成果。

　　沃伦斯基(Harold L.Wilensky)和莱博克斯(Charles N.Lebeaux)从功能主义的视角④，依循“工业化的逻辑”，以美国的社会变迁及福利制度的演变为例，根据国家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职能，将社会福利制度区分为“补缺型”(residual)和“制度型”(institutional)两种类型。“补缺型”强调只有当家庭和市场难以发挥作用时，公共福利制度才将发挥作用，“制度型”则将公共福利制度视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最基本功能。他们认为，美国在1929年之前的福利范式是“补缺型”的，随着社会转型和工业化的进程，福利制度从“补缺型”演变为“制度型”具有必然性。⑤

　　稍后，蒂特马斯又提出了三分范式⑥。一是“残余模式”，社会福利的需求主要是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满足的，只有当基本社会安全网无法提供有效保障时，公共部门才有必要介入并提供帮助。二是“工业成就模式”，福利体制是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附属部分，而社会政策处在经济政策的从属地位，人们的生活需求应该通过参与生产劳动来获得，其福利保障状况与他们的工作状况相联系。三是“制度化的再分配模式”，社会福利体系与其他社会制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仅为处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工人提供保障，而且为那些处于劳动力市场之外的福利需求者提供普遍的保障。⑦实际上，蒂特马斯的三分范式是在沃伦斯基等人二分范式的基础上的发展，在“补缺型”和“制度型”之间增加了一个“工业成就模式”。

　　国内学界也有从范式演进(历史比较)的角度探索中国社会政策发展演变的研究成果。李迎生以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国家和市场在福利提供中的角色)将新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分为三大阶段(三大范式)，即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及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⑧岳经纶等以福利资源配置的价值基础为标准，将中国社会政策范式演进划分为基于等级特权的“社会身份本位”和基于普遍主义社会权利的“人类需要本位”两种范式。⑨他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肇始于“国家主义”的劳动保险制度，具有明显的“社会身份本位”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式经历了从“发展主义”到新世纪社会政策的转型和变革，“人类需要本位”的要素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社会政策范式演进的重要基础。

　　无论按照何种标准或分析视角划分，各种社会政策范式的核心关切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如何处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因为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是难解难分的。其实，在社会政策的实际发展进程中，在各国社会政策建设实践中，在社会政策理论发展历程中，如何处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始终是一个焦点。⑩

　　因此，从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关系的视角讨论社会政策的历史演进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角度，只是这个角度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并得到充分的重视。当然，必须承认，选择从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视角分析研究社会政策历史演进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经济政策包罗万象，社会政策也是复杂多样，泛泛地谈论二者的关系显然难以着手。实际上，只有对二者的本质特征进行比较，才有可能把握二者关系的状况及其发展演变。就此而言，相关成果给笔者以启发。景天魁指出划分社会政策成长阶段的根据是社会政策的“自性”，即它的独立性、不可替代性和完整性。(11)王思斌也认为衡量社会政策发展状态最主要的变量是社会政策的本质特征，即“自性”或曰社会性。(12)因此，从“自性”或者说本质属性的角度去讨论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关系的现实定位与发展演进是可行的。社会政策主要是政府的责任行为，主要解决公民基本生活方面的问题，维护民众的社会权利与促进社会公平和谐，重在社会效益。经济政策是国家和政府为解决经济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出台的指导原则和措施，其“自性”或本质属性是促进经济发展，提升生产力水平，重在经济效益。二者的本质属性是有明显区别的。

转载请标注：我爱技术网——从依附到自主：中国社会政策的历史演进与范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