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晚清“新闻法”
发布时间:2018-06-08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民国六年（1917年）1月25日，农历正月大年初三，天津《商报》最后一任经理杨晓林向天津商会递交了辞职信，称担负馆务三年有余，才疏学浅，不胜其任。真正的原因，则是《商报》始终不能走出亏损的泥潭，日积月累，实在难以维持。不久，该报彻底停刊，留下至少2280元大洋欠债无法偿还。
此时，天津商务总会及《商报》早期的庇护人袁世凯，已因复辟帝制失去民心，于万人唾骂中忧惧而亡大半年之久了。
后人盖棺论定，对袁氏波云诡谲的一生，负面评价居多。但他甲午之后苦练北洋新军，庚子之后力推直隶新政，在当时都堪称强兵富国的积极尝试，他对清末民初私营工商实业发展所持的宽容赞助态度，也有档案可查。他还是中国近代第一批新闻法规出台的重要推手之一。
早在1905年秋初天津商务总会申请创办机关报时，袁世凯就对商会领袖制定“报律”的呼吁给予明确支持：“惟报律一项，关系重要，现正拟从事编辑，应俟书成奏定后，再行颁发。”
早期清政府处理有关报纸的案件，大都援用“大清律例”中禁止“造妖书妖言”的条款，规定对触犯禁令者，重则直接杀头，轻则或革职查办（对官员），或打一顿板子流放三千里（对普通军民）。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曾下诏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并鼓励民间办报，可是变法迅速失败，开放报禁成了一纸空言。
袁世凯向商部转交制定“报律”提议的第二年，清廷逼于各方压力，同意推行预备立宪，作为配套措施之一，由商部、巡警部、学部会同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出版专门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一共6章40条。
当时的商部副部长（左侍郎）伍廷芳，是梁启超的广东新会同乡，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地道海归的法学博士（留学英国四大法学院之一的林肯法学院），曾任法律修订大臣，主持拟定了我国第一部商业法规——《大清商律》（1903年12月颁布）。他早年在香港求学期间，还与友人合办了中国第一份中文报纸《中外新报》（1860年）。
尽管有伍氏这样学通中西的专家型官员压阵，但受到“圣意”制约，这部专律从头至尾仍然是高度集权管制思维为主导，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实行注册登记制度，特设“印刷总局”，一切出版物均归其管理；二是约半数条款都是关于严禁“毁谤”的。不过，方兴未艾的中国近代新闻业，毕竟算有法可依了。
此后，清政府又相继以巡警部名义公布《报章应守规则》9条，以民政部名义公布《报馆暂行条规》10条。后者新增一个规定，凡开设报馆者，均应向辖区内巡警官署呈报，经批准后才能发行，等于把《大清印刷物专律》中的注册登记制度，变为更严格的出版审批制度。
由此回想之前警官刘孟扬代表天津巡警局出资接盘天津《商报》一事，可谓是地方大员袁世凯“先行先试”之举，充分流露了袁总督对影响力日渐壮大的新闻舆论既敬且惧、欲放还收的矛盾心态。
1908年3月14日，集以上新闻法规大成，且参考了同期日本的“新闻纸法”，再增加若干限制性条款的《大清报律》共45条，正式颁布。虽然后来者对此“报律”管制之严苛多有指责，但它的出台还是标志着，千百年来中国的专制统治者第一次认可民间报刊的合法地位，“蚁民们”终于获得了有限度的言论和出版自由。
这一时期天津和上海等商业中心城市，民营报业呈井喷式增长之势，与清廷“与时俱进”的微妙态度转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大清报律》施行9个月后，慈禧太后病死，备受接掌政权的满族大臣忌恨的袁世凯，被迫“归隐”。据称回到河南漳德（今安阳）老家时，他说过一句颇为大义凛然的话：“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
后来，袁世凯当上了他这一辈子最大的官——中华民国大总统，仍不忘重点关照新闻业，于1914年4月起，陆续推出了《报纸条例》35条、《出版法》等一批法规，依旧严厉的诸多管制条款中，依稀可看到《大清报律》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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