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都 寻找最早的北京
发布时间:2020-10-19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
陈列于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施友照片。他穿着松松垮垮的白衬衣，扶着一把铁锨站在黄土地上，脖子上青筋裸露，常年风吹日晒的粗粝面颊上带着茫然的笑容。
陈列在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夯土标本”。
M53号墓发掘现场。
M53号墓。
土，大地的年轮。层层的尘土堆积，将过往的时代掩埋在地底，土层上又建造起新时代的造物。地上和地下，将现代与过去分隔开来。北京，地上，中国现代化的首都；地下，古老的历史正在沉睡。但有时，沉睡在地下的过去也会被惊醒。惊醒它的有可能只是一把最平平无奇的铁锹。
1963年10月，一位叫施友的北京房山琉璃河镇黄土坡村农民只想挖个菜窖，却不想挖出了两坨生满暗绿色铜锈的铜疙瘩。此时尽管大跃进运动的热浪逐渐消散，但村民们看到金属物品的第一反应，还是田间地头刚消失不久的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土高炉。
青铜器学家程长新回忆自己1970年代在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负责文物抢救工作时，就曾从废品回收站和有色金属冶炼厂拣选出四件珍贵的战国时期燕国青铜器。据北京市文物局在1980年代进行的一项统计，在那段非常时期，仅从熔炉前抢救出的各类金属文物就达到117吨。
幸运的是，这两件铜疙瘩并未遭此厄运。一位见过世面的村民告诉施友，距离村子五十公里外的北京城里，有个地方叫“文物商店”，那儿才是地里挖出来的东西最该待的地方。于是，1964年初，施友把两个铜疙瘩装进袋子里，一路颠簸地来到北京，并最终在琉璃厂找到了传闻中的文物商店。
琉璃厂，曾经享誉世界的古玩交易市场，从弗利尔美术馆中的商周鼎彝，到大英博物馆中的明清御窑珍品，如今全球顶级博物馆中最引人瞩目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太半都曾在这里经手出入，无数古玩书画的传奇故事在这里流传。
尽管当施友到来时，这里已然辉煌不再，但传奇故事仍给他安排了一个角色，只是他的高光时刻，在两个铜疙瘩摆上柜台时就迅速画上了尾声。店员在仔细检查后发现，这两个铜疙瘩的历史至少有三千年之久，它们是周代贵族祭祀宴饮的礼器，其中一件是鼎，内部铸有“叔作宝尊彝”的铭文；另一件是爵，铸有“父癸”两字铭文。根据两年前颁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一切现在地下遗存的文物，都属国家所有”。这两件文物被当即扣下，收归国有。“当时给了他一块钱路费作为奖励”，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空旷的展厅里，办公室主任陈国栋指着墙壁展板上的一张照片说道。
施友本人或许无法理解他无意间的发现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在博物馆的解说词中，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发现被追溯到1945年。根据一种流传的说法，一位名叫吴良材的业余考古学家，出差途经琉璃河时，在这里搜集了一包古老的陶片，把它送到了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手中。苏秉琦通过对这些陶片的研究，认为这是处有价值的遗址。“这些陶片后来也没找到。但实际上，陶片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李亮解释说。而施友发现的鼎和爵这两件三千年前贵族专享器物，可以据此推断出应该有贵族在这里生活。按照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贵族应该居住在城市中。那么这里应该有座城市。
这条逻辑线看起来顺理成章，指引的线头——那两件珍贵的青铜器——也已经发现。但还需要一双敏锐的眼睛把它们串联在一起。
“差一点”
被遗忘、被错过的地下都城
一片拆迁中的农舍，随处可见的断砖碎瓦点缀着生长茂盛的庄稼地和灌木丛。根据规划，这里将会建成一个考古遗址公园。尽管时过境迁，但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仍能认出当年的遗迹，“这是当年我们发掘的灰坑，就是你们平常说的垃圾堆”，赵福生指着车子前方一个十字路口说道。这位年过七旬的考古学家身材高大、精神健旺，满头银发剃成短短的毛寸，记忆力和表达能力就像身手一样敏捷。
这个灰坑，或者说是古代垃圾堆，可以说是赵福生考古生涯的开始。48年前的深秋，他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同学们一起来到琉璃河镇，跟随著名考古学家邹衡进行发掘工作。那次发掘源于邹衡的一个推想，他推断这里很可能是先秦时代一个重要的诸侯国，燕国最初的都城所在。
燕国如今声名赫赫，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听过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荆轲的幕后主使正是燕国的太子丹。但除此之外，人们对燕国的所知便寥寥无几。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燕召公世家》时就发现，燕国史料匮乏佚散、淆乱错讹之处颇多，而且似乎备受前代史家轻视，春秋时代史家左丘明在《左传》中对燕国的记述屈指可数，《国语》中竟没有专门的《燕语》，关于燕国的内容全部附记于他国的记载之内。当司马迁叙述燕国早期历史时，只能用最简略的笔法，讲述武王伐纣之后，将自己的同姓同辈召公奭封于北燕。之后，只能用一句“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一笔带过。占据了燕国八百年历史的三分之一，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历史记载的空白处，恰恰是考古学者大显身手的领域。自1956年起，邹衡就开始有意识地寻找燕国最初的都城。北京的卢沟桥、广安门和陶然亭一带，都曾被怀疑过是燕国最初的都城所在，但经过调查，又都被一一否决。直到1962年，北京市文物队（北京市文物局的前身）的考古队员苏天钧告知他，在琉璃河发现了一处遗址，希望他前去调查。这一次，他和三名学生在调查性试掘的探沟中找到了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但仍不足以证明这里就是西周初期燕国的都城。
1972年，这片沉寂的遗址再次变得喧嚷起来。这一次，前来发掘的人员从最初的四个，变成了四十多个。而赵福生就是其中之一。
“你听说过工农兵大学生吗？我那会儿就是。本来大学应该一二年级先学基础知识，到三四年级再去实习。但我们那会儿要求对大学进行‘上、管、改’，由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去管理大学、改造大学，要改造原先陈旧的教学模式。所以1972年9月，我们刚刚上了两个月课，考古知识只学到旧石器时代，就被拉到琉璃河这个地方进行实习了”，赵福生望着车窗外一掠而过的农田，发出坦率的大笑：“我们刚开始什么也不会，也不知道，就会挖地，邹衡先生让我们挖哪儿，我们就挖哪儿，边挖边学，这叫‘在实践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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