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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的真实人生:被捕当晚即遭重刑曾受刑晕死三次

发布时间:2020-07-11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那几个“甫志高”

  在下川东地区的门户万县,江竹筠联系到了万县的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川东临委指示她,就以万县为中心开展工作。

  雷震的公开身份是万县地方法院统计室主任,江竹筠在法院的会计室收费处做了一名雇员。

  江竹筠在万县开展的地下工作,现在已经很难具体还原。她在万县留下来的最多的记录,出自写给谭竹安的七封家书。这些信中,不可能透露任何地下工作的信息。江竹筠写这些信,只是挂念自己的孩子,排解心中的伤痛。

  1948年6月11日,正值端午节,当天发出的信件中,字里行间透露出江竹筠低落的心情,“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呢?还是这样不太快活,也不太悲伤。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为死了的人而流泪……”

  这是谭竹安收到的最后一封来自万县的家书,几天后,江竹筠与雷震、李青林先后被捕。

  万县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不是一起孤立事件,祸事的源头正是《挺进报》被敌人破获。而江竹筠的被捕,还有敌人从下川东武装起义方向上追查到的线索。

  在国民党特务进行的这次大搜捕中,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

  事后分析,《挺进报》被破获和下川东起义的失败,都有冒进的成分,客观上暴露了地下党组织的力量,让敌人警觉。但真正让地下党组织损失如此惨重的,是那些变节的叛徒。

  徐远举在交代材料中说,“此次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出卖,否则我是一筹莫展的。”

  《红岩》塑造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叛徒形象——甫志高,他先后出卖了许云峰、江姐等诸多地下党员,用同志的鲜血做了保命晋身的资本。

  “艺术作品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差距,《红岩》里的‘甫志高’在现实里并不仅指某一个人,而是十几个叛徒群像的缩影。按照书中的描述,‘甫志高’不过就是个区委委员,职务不高,是不可能掌握这么多党内机密的。”厉华说。

  这其中,最危险的叛徒有两个: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前,他们分别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副书记,掌握着几乎所有重庆地下党的秘密。结果,这两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的秘密向敌人和盘托出。

  一时间,重庆、川东的军警、特务倾巢出动,每天搜查追捕。重庆地下党组织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下川东的地下党组织也陷入了敌人罗网。

  下川东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仍有剩余的武装力量在进行着游击战。这支游击队的领导者代号“老杜”。

  冉益智向敌人供称,“老杜”叫杜谦益,是个化名,这个人的真名叫涂孝文,是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人在万县。敌人按图索骥,没费什么劲就抓住了涂孝文。

  涂孝文也成了“甫志高”。

  当时,重庆许多党员被捕的风声已经传到下川东地区,作为川东临委联络员的江竹筠接到了重庆传来的示警信息,“渝地瘟疫流行,友人住院,谨防感染。”但敌人的行动和涂孝文的叛变之快,没有给江竹筠留出应对的时间。

  涂孝文叛变第二天,中共地下党万县县委书记雷震被秘密抓捕。他还供出了江竹筠,带着特务指认抓捕的是冉益智。

  6月14日中午,江竹筠刚刚走出地方法院,忽然被人喊住。来人正是冉益智。在重庆时,江竹筠与冉益智有过联系,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副书记。

  江竹筠马上警觉起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冉益智支支吾吾:“三哥……就是老王……他要我来……”

  三哥和老王指的都是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公开场合这样提及领导人的真实姓名,违背地下工作纪律。江竹筠心知有异,扭头欲走,却被冉益智张臂拦住。几个特务趁机冲过来,把江竹筠当场抓捕。

  竹签之外的酷刑

  和江竹筠同一批被捕的地下党员刘德彬回忆,被捕的当天晚上,江竹筠、李青林等几个女同志就受了重刑,但她们没有吐露一个字。对比起来,涂孝文这样的男人却是软骨头。那天晚上,刘德彬最后一个被审讯,亲耳听见特务们不乏敬佩的感慨:“这几个女人真是硬得很,就是不开腔。”

  刘德彬同样“硬得很”,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一口咬定自己叫刘浩然,是失学青年,来万县找工作的,没有参加共产党。次日凌晨,特务从水路将他们押送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下的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即俗称的渣滓洞监狱。

  歌乐山位于重庆西北,相传因大禹治水后召众宾歌乐于此而得名。但是这个优美山名相伴的,却是渣滓洞、白公馆两个国民党军统监狱,恐怖魔窟。

  共产党员在这两座牢狱中的斗争,是《红岩》着墨最多的故事,也是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在《红岩》中,江姐说出了激励几代人的一句话:“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与之对应的情节是,敌人把她的双手绑在柱子上,一根根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裂成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

  这个读来令人脊背发凉的情节,其实是小说的虚构。有人以这个小说的虚构情节来否定江姐曾受尽酷刑,这就是本末倒置的荒谬逻辑了。

  因为江竹筠负责过联络工作,掌握不少重庆地下党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被捕入狱后,她立即成为监狱特务重点审讯的对象。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对江竹筠审讯问案动刑的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法官张界和特务陆坚如的若干交代材料。

  张界交代,“江竹筠被捕后一直不承认有中共组织,而徐远举坚持说她不但有中共组织关系并且说她地位很重要,究竟是怎样重要地位,而徐始终也没有问出来。”

  气急败坏的徐远举对江竹筠施以酷刑。

  渣滓洞大屠杀幸存的罗广斌、刘德彬等人曾经对江竹筠受刑情况进行过详细描述:“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她曾经昏死过3次……”

  《红岩》的创作基础,是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三人合作的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后来刘德彬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坦诚写道:“事实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迹也是被夸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来是竹筷子(夹手指),把它改成了竹签子(钉手指)。”

  夹手指源自中国古代的酷刑“”,听上去没有钉手指那么触目惊心,但其行刑过程同样惨无人道:把竹筷子用麻绳连环套式连接起来,十指用竹筷子一根一根夹住,左右两个人拉住麻绳,一使力,竹筷子就会夹紧手指骨头。正所谓十指连心,受刑人会痛不欲生。

  当年从渣滓洞大屠杀中脱险的15名革命志士中,孙重、李泽海两位老人至今健在。他们都是国民党酷刑的受害者和见证者。

  孙重说:“渣滓洞的男女牢室不在一处,江竹筠具体受过多少刑我不清楚,但我可以肯定她不止一次受过酷刑。有一次,我看到江竹筠走路一瘸一拐,并且手指红肿,应该是刚受了老虎凳、夹手指之类的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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