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九一八事变 当年的上海民众做了这些事
发布时间:2019-07-22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87周年。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郊区蓄意制造“柳条湖”事件，继而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军几乎不战而退。次日上午，日军未遇什么抵抗便占领沈阳城，此后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先声。
事变发生后，全国的抗日情绪迅速高涨。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要“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要求满洲省在满洲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
消息传到上海，立即激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义愤，黄浦江畔很快掀起了声势浩大、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
韦潇在《大江南北》杂志撰文指出，仅据《申报》统计，从1931年9月18日—12月31日，上海各界团体发出抗日通电、宣言532件，上海各界成立抗日团体101个，上海各团体举行抗日集会138次，上海各界成立义勇军、救护队等49支。此外，1931年11月10日一12月31日，上海各界团体声援黑龙江将士抗击日寇，发出通电128份，组织募款活动118次。
上海抗日救国会组织20万人游行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上海反日援侨委员会(后更名为上海抗日救国会)立即发表宣言，刊于《申报》，文中称：日帝国主义者“于本月十八日，派二十七联队及朝鲜二师之众向我东北进发，抢占我辽宁省地，将我北大营军队强迫缴械，又毁我兵工厂及北宁铁路等。噩耗所及令人发指。是该帝国主义者平日自称亲善之假面具，至此昭然若揭。是可忍焉，孰不可忍焉！似此侵略不已，正我国民族生死关头，我国民众当激发伟大民气，合群策群力同御外侮，末日已临其各奋起”。
3天后，上海反日援侨委员会召开代表大会决议以下各案:
（一）电请国府即下陆海空军总动员令，驱逐日军出境，恢复失地；（二）通电全国团结力量，一致抗日；（三）扩大抗日救国运动，改组反日援侨会为抗日救国会；（四）由抗日救国会组织抗日救国团，征集义勇团员；（五）彻底对日经济绝交，等等。
1931年9月26日，由上海抗日救国会发起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全市800余个团体代表及市民20余万人参加大会，总指挥为朱学范，总纠察为陈培德。据《申报》报道,“全体工商学界,一致休业,会场群众拥挤，形势悲壮，反日空气，异常紧张”。大会通过了“电请中央，限令日军兽兵，退出占领各地，否则对日断绝邦交，宣告战争”等议案，发表了言辞激昂的抗日救国宣言。
会后举行了游行，“先由公共体育场整队出发，走方斜路至老西门，继走中华路经小东门，复走民国路(今人民路)绕城一周，至老北门散队。游行时由邮务工会全体会员，乘脚踏车为先导，次为党部，其次为妇女，继为学生、工人、商人、农人，而殿以童子军。沿途散发反日传单，高呼反日口号，情绪紧张，秩序颇佳”。
上海学生赴南京请愿
9月24日，上海数万大中小学学生举行罢课，上海各大学学生还组织起抗日救国联合会，决定推代表赴南京请愿，即时实行罢课“至代表回沪为止”。27日，请愿团在南京向政府提出迅速出兵、惩办不力外交官等五项要求。被蒋介石接待后，请愿团还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胡汉民住处进行请愿，并且召开了记者报告会。
关于这次请愿，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上海学生来请愿者络绎不绝，其必为反动派所主使，显有政治作用。时局严重已极，内忧外患相逼至此。”12月7日上海仍有万余名学生上街示威游行。
韩洪泉在《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抗战》中提到，上海交通大学在党支部的推动下，成立了抗日特种委员会，号召全校学生“一致共赴国难”，并组织宣传队、演讲队，在社会上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韩洪泉认为，上海的爱国学生率先行动起来，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发表抗日宣言，成立各校抗日会组织，特别是连续三次赴南京请愿示威，推动了全国各地学生运动的开展。中共中央的主张抗日的指示中，也提出要注意学生中的工作，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各校的党员、团员和左翼群众团体成员积极响应号召，团结广大学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工人罢工，日商纱厂陷于瘫痪
廖大伟在《“九一八”与上海抗战》中写道，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工人和广大市民以抵制日货、罢工罢市表明态度，商店不买不卖，不给日本商人提供原材料，码头工人拒绝装卸，一时间日资企业尤其日本纱厂受损严重。
《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抗战》亦有描述，最先行动起来的是日商码头工人。9月21日，三菱、日邮等日商码头工人举行反日罢工，拒接为日本船只装卸和搬运货物，迫使满载日货的船只依靠码头无法行动。10月2日，全市各日商码头工人推举代表召开会议，决定组织上海市日商码头工人抗日救国会，与各界民众一致抗日。自9月20日至12月14日，日本在华轮船空停达90万吨，损失6400万日元。
日商纺织厂是日本在沪的一大支柱产业，当时全市有日厂34家，工人6万多名。为了转嫁损失，日本商人采用解雇工人、延长工时等办法，12月底又决定自1932年1月起全市日商纱厂一律取消每月赏金。
1932年1月8日沪西日资企业同兴一厂工人首先宣告罢工，随后日华三厂、四厂，喜和一厂、二厂、三厂和公大三厂等日商纱厂相继罢工。至是月中旬，罢工人数达万人，先后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和罢工联合会。这次罢工时间长、规模大，使沪西日商纱厂大多陷于瘫痪，在沪日资企业尤其棉纺工业受到了沉重打击。
义勇军并肩作战
“凡有血气，莫不同仇”，民间抗日救国义勇军应运而生。1931年10月5日，上海第一支民间义勇军——上海福建路商界联合会最先成立，共有成员300多人，王屏南是领导人之一。
11月21日，上海抗日救国义勇军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大检阅及宣誓典礼，已编定之全体义勇军独立团3000余人及军事教官86人参加，各界来宾甚多。誓词说:“余等全体职员官佐士兵，誓以……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以忠勇诚毅之精神，从事抗日救国之工作，赴汤蹈火，决不敢辞。如敢辞如或违反誓词,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誓毕,各界代表致词,义勇军主席余华龙答词，随后举行阅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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