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与上海、江南那些不得不说的事
发布时间:2019-04-04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东方网记者包永婷4月4日报道：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对中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4月2日下午的“学习读书会”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瞿骏以“五四运动：上海、江南与红色文化的交汇”为主题，与读者们分享自己的研究与思考。瞿骏认为，五四时期的北京和上海是一对“双塔”，但上海之“塔”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研究五四运动这段历史时，瞿骏从北京、上海两个中心入手。他认为，首先，从知识体系的建构来看，当时的北京仅有“学界”，而缺少“舆论界”“出版界”；其次，北京仅有“城市”，而无“城市周边”；北京学界虽有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早期创立者，但很多都是以“反传统为爱国”之士。
相对应的，当时的上海既有影响力强大的“出版界”“舆论界”，也不缺少“学界”。顾颉刚曾说：“《时事新报》实在是现在南方最有力的一种报纸……北方的日报似乎没有这力量”。而且，上海不仅有“城市”，还有“城市周边”。上海的城市周边是江南富庶之地，是江南有文化的地方。这样的城市周边为上海城市文化的延展、五四运动新思潮的传播、各种各样的人的来往，提供了拓展的空间和接受的舞台。瞿骏强调，这个城市周边异常重要，各有各的特点，“把上海和城市周边连接起来看，你就会发觉一个被海派文化牵引的互相影响的江南文化”。他总结，尽管上海有“商业、奢靡”的一面，但因为“出版界”“舆论界”和江南的存在，上海有很多更为丰富的面相。
瞿骏表示，中国人口多、地方大，所以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中国人来说，都有一个“所见之中国”，一个“所闻之中国”，和一个“所传闻之中国”。而在江南，“所见之中国”意味着什么？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首先，明清时代的江南读书人已经建立起了充分的“文化自信”。这一点可以从江南多见的科举世家、明末清初的江南抗争和清帝对江南文化的情结看出来。其次，清末民初的江南读书人和他的家乡、家族、家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经常亲历亲闻一个“温情脉脉，饱含民族生力”的中国，和其他地区的读书人的见闻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三，清末民初的江南读书人既不拒斥变革，也不抵制新潮，经常能将中国文化与世界新潮化盐于水，水乳交融。五四时期的一些标志性要素，比如白话文、社会主义、赛先生（科学），在江南、在上海早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江南地区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无限的养分，五四运动也反哺了这一地区。红色文化经过五四运动近十年的传播，在江南的社会生根发芽、拓展。瞿骏介绍，五四时期，红色文化的一个重要输出端就在上海，具有代表性的报刊有《民国日报》《星期评论》《时事新报》《学生杂志》《东方杂志》等。这几种报刊，在江南地区乃至于全国，都有无与伦比的强大的影响力。作为接受端和互动方，江南也有着强大的商业网络，便利的交通条件，比如铁路、水路等。另外，从清末开始，上海的报刊已经改变了江南读书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想定期地从报刊里面获取新的东西。在上海以外，红色文化也逐渐在江南的地方社会生根发芽。瞿骏说，有这么一批“入城又回乡的青年”，他们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学会了怎么革命，把他们在上海获得的革命的实践经验，开始用在家乡农村。还有一群瞿骏称之为“辛亥老革命”的人，在地方建立各种各样的学校和社团，办地方性报刊，从中发展革命组织和革命人员。
讲座的最后，瞿骏表示，只有真正地深入理解扎根于上海和江南的五四运动，才能更好地明白中国共产党为全国人民所接受的基础在哪里，这可能也是我们重新去认识五四运动的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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