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居住面积不到4平方米 眺望“上海蜗居”往事
发布时间:2019-04-02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
1992年，在普陀区“两湾一宅”的一片棚户区里，32岁的周明发现了一条有意思的弄堂。
四块地砖并排铺设，这就是弄堂的宽度。只容两人并行，令人感觉逼仄。就在弄堂口最显眼处，一个水泥楼梯占去了一半空间。周明站在楼梯边上，看到居民们排着队侧身进出弄堂——路太窄，要是互不谦让，谁都别想通过。
台阶上还开了两个洞口。他想凑近看时，一只手突然伸出来，吓了他一跳。周明这才发现，这只手拿着个白瓷盆，里面装满了热腾腾的白米饭。
原来，这户人家住房面积太小，人均不到4平方米。他们搭了阁楼，原先用木梯子上下，后觉不便，与邻居们商量后砌了这个楼梯。楼梯下这1平方米的空间可不能浪费，便干脆用作厨房。
15岁时才随父母定居上海的周明，赶紧拿出相机，拍下眼前所见。其后5年间，他骑着“永久”牌自行车，逛遍当时的上海中心城区，走访超过1000户人家，拍摄了上千张照片。这些照片被他束之高阁20年，直到最近才重新面世。
如今身为上海师范大学摄影专业教研室主任的周明，将这组影集命名为“上海蜗居”，而它也真实展现了上世纪90年代上海人的居住情况。
时间与空间的特定切片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海城市建设开始腾飞，这些老照片成为这座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巨大变迁的珍贵缩影。直到2019年，它们仍在社交网络上被不断传播，热度不减。
因为，无论是否经历过那个年代，民生之利、民生之忧，总会成为公众视野的聚焦点。
平地起高楼
对着这张27年前的照片，周明只能回想起大概的拍摄位置，“照片是在潘家湾附近拍的”。
潘家湾是什么地方？上海地名志中有解：普陀区东部，苏州河与彭越浦之间，为沪西著名的“两湾一宅”棚户区之一。记者找去，却只见密集的高层住宅楼群和大片绿地。那里的棚户区已被改建成上海有名的大型商品房小区——中远两湾城。
住在中远两湾城的黄海在上世纪90年代恰巧也是该地居民。他看了记者向他展示的照片后说，这种把公共空间占为己用的情况“在当年太常见了”，“大家家里都挤，只能往外扩张，每个人都这样，邻居之间也不会说什么”。
黄海当年很瘦，弄堂再狭窄，他也有信心挤过去。真正让他担心的是消防安全问题。每年过年时，他都惴惴不安，生怕哪家走水。“那时候大年三十、年初四晚上，大家都要放鞭炮。万一着火了，消防车怎么开进来？”
所幸，“365”工程没过多久就上马了。1992年底，上海市第六次党代会召开，会上进一步明确，到二十世纪末，完成对全市365万平方米棚户、简屋、危房的改造任务。黄海接受了货币安置方案，暂时搬离潘家湾。中远两湾城开盘后，他未作犹豫就买房搬回。看着高楼、绿地、球场，黄海觉得曾经的家园既熟悉又陌生，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居住条件得到质的飞跃，“至少不用每年过年都提心吊胆了”。
从潘家湾向东步行不到两公里，记者找到了周明另一处拍摄地。他向记者介绍过照片拍摄的背景，“房子小，没地方放电风扇，夏天又闷又热，很多人晚上就睡在马路上”。上世纪90年代的夏夜，天目西路上没几辆车。住在火车站南广场棚户区的人们就在马路上架好躺椅，搬出桌子，三三两两地聊天，或是搓麻将、打牌；有些人干脆铺好凉席，沉沉睡去。
如今，没人有必要再睡在天目西路上。南广场是上海火车站周边最早开始动迁改造的地方。这里已被改造成不夜城商圈。夜里，车流不息，路边太平洋百货、环龙商场和长城假日酒店灯火通明。
从小住在北广场附近的郑途告诉记者，2000年前后，南广场的商圈就已初具规模，那时他还小，住在大统路、中华新路路口附近的小区，爷爷常带他穿过一片片棚户，到火车站的澡堂洗澡。
记者跟着郑途走到大统路、中兴路路口。在周明的照片里，那里曾是一片棚户区，中兴路也曾只有两车道宽。现在，中兴路已拓宽成双向八车道，老棚户不是已拆除待建，就是已经平地起高楼——酒店、写字楼与高档住宅楼林立。2009年，郑途出国读书。一年后回家的他，几乎没认出这片他从小长大的土地。
“采访式拍摄”
从1992年到1996年，周明在一个个陌生的弄堂间奔波，换了一台相机，骑坏了两辆自行车，穿烂了四双鞋。
每次拍摄前，他都会先与拍摄对象聊上半天，把他们家里情况摸清后，再有选择、有目的地拍摄。周明告诉记者，如果直接偷拍、抓拍，一来，有侵犯隐私权之嫌；二来，可能引发被摄者的抵触情绪，影响交流。
他把这种摄影方式称为“采访式拍摄”。聊开了以后，居民们不仅同意让他拍摄，更有人主动拉他回家，请他拍照。周明说，即使他告诉居民自己并非记者，对他们的现状无能为力，居民们仍然愿意告知家中情况。“有的人会说，‘别光拍他们家，我们家条件更差，来拍拍我们家’。有的人甚至一边蹲马桶，一边和我聊天，让我拍照”。
正因此，他可以按需求挑选拍摄对象。周明给自己定了规矩：只拍人均住房面积4平方米以下的家庭；只拍上海人。为了求证，他会要来住户的户口簿与房票簿；而住户为了证明自己居住环境不佳，也往往愿意提供。
许多家庭都让周明印象深刻。有一间狭窄的阁楼，一张单人床几乎挤满全部空间，床边打着地铺。一对新婚夫妻与男方的母亲合住于此。周明当时好奇地问男人，以后有了孩子该怎么办？男人反问，就现在这个情况，怎么要孩子？周明向记者感慨，他没好意思再追问——三个人谁睡床，谁睡地铺？
他还有一些摆拍的照片。用周明的话说，这是“尽可能地还原真实情况”。比如，一处弄堂里的住户家中都没有洗浴空间。大家便约定，天黑之前，男人们可以在弄堂里洗澡；夜里10时以后，女人们躲到弄堂最深处摸黑洗澡。周明便提出让女人穿着衣服摆拍。
还有些家庭，周明觉得特别有代表性，却没法拍。有户人家，家中连扇窗户都没有，三口人挤在一个两三平方米的单间内。房间太暗，又只有一盏3瓦的小灯。“我手里的器材根本没法拍，拍出来一团漆黑。”还有的房间实在太小，周明退到墙边也无法拍下室内全部场景。
本来，周明每冲洗出一张照片，都会在背面写下拍摄时间、地点、人物与故事。可惜，这些文字记录随照片一起，被一家杂志社的编辑弄丢了。底片还在，照片可以重新冲洗，但珍贵的文字记录就此遗失。他因此心灰意冷，将底片封存了多年。
2015年，他在外滩美术馆举行题为“90年代上海摄影的底蕴”的讲座时，展示了当年的部分照片，反响出人意料地热烈。有人想方设法联系上他，只为告诉周明，他在某张照片里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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