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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及老城厢素描》，[英]麦克法兰 等著，王健译，三联书店2017年7月出版，248页，48.00元

晚清的咸、同年间，上海有位重要的地方官，在基层、领导、内政、御敌等诸多岗位上，都做出过颇为突出的成绩；所以在他去世后，得到了朝廷的追赠与建祠传供的殊荣。古语有言：“有功德于民则祀之”，纪念这位地方官的祠堂在上海就设立了很多处，比如著名的静安寺里就曾供奉过这位官员的牌位。他的专祠则设在县城内，入祀的那天，上海县为其举行了盛大的迎神赛会，几乎全城的人都赶到城内参加这场盛会。

这一切，在一位西洋记者的笔下保留了下来。据西洋记者称，这位去世的地方官被朝廷追封为“和平之神”；我们则知道，他其实生前就被称为“刘青天”，病逝后获得“右都御史”的赠衔——他的名字大家或许有些陌生，他叫刘郇膏。

基层的奋斗

刘郇膏（1819-1867）字松岩，河南太康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晚清大学者俞樾为之作神道碑，《清史稿》有传，另有上海地方志书《上海县志》《青浦县志》及苏州府县诸志，皆列其传记。《清史稿》传中皆为他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描写，相比而言，关于他在基层的奋斗，上海地区的府县志中则要丰富不少。

《清史稿》里记载，科举高中的刘郇膏，随即便成为江苏省的一位知县，我们尚不知道他第一站在哪里，不过他第二站肯定来了上海。咸丰元年（1851）他代理南汇县令，三年又改娄县令。在娄县任职的一年多时间，刘郇膏展示出自己在民防方面的天分，就在咸丰三年秋，小刀会于上海郊外的响应者趁机暴乱。刘知县仅带领数百名“漕勇”便平定了上海西北局势，并在此年春兼任了嘉定知县（嘉定时隶太仓厅）。同年，已有丰富知县经历的刘郇膏，升任松江府同知（副知府），次年改青浦县令。在青浦待了三年后，刘知县再一次改到松江府境内最重要的上海县担任县令，五县之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青浦时，刘郇膏被称作“为政异等”，据说他尤其擅长断案，不过县志中似乎没留下更生动的例子；但是在民生方面，刘知县还是展示出了不可多得的才能。咸丰六年，江南大旱，刘郇膏带领大家驱蝗保稼，从传世文献来看效果还不错，刘知县还留下两篇驱蝗告神之文：《祭城隍神文》《祭刘猛将军文》，传诵一时。青浦于晚清时多次遭到地方土匪滋扰，平民子弟失学情况严重，刘郇膏在全县五镇——青浦旧治、青龙、黄渡、封林庙、朱墅五地——特辟土地，筹建义塾，因皆在县北，被通称为“北乡义学”。在担任上海知县后，又因两所名校——敬业书院与橤珠书院——于兵燹之后经费入不敷出，当时自身县务也不甚富余的刘郇膏，愣是在上海县城外遥远的黄浦江边，划了一片新涨而成的沙洲给敬业书院管理，先是收租，后来整体出售，作价充了书院的教育经费。顺便说一句，二十世纪初，那片沙洲迎来了又一位来自教育界的主人，那就是后来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沪江大学。

据说上海在咸丰年间乱后，街市破败，民不聊生，不仅安顿活人不易，本地殡葬事体也让人头疼，志书里载：“逢民命案，检验胥役，图保多方需索，邻右多至破家”，真的到了“死也死不起”的地步。刘郇膏改革旧的殡葬制度，凡事一应归本地大善堂“同仁辅元堂”办理，不经他人之手，并立碑于署门，永为其例。另一桩他在上海办下的大事，便是疏浚县南的漕河泾。龙华港内的漕河泾之前久已淤塞，直到咸丰九年刘郇膏重开，并在河上新修、重建多座桥梁，如漕河桥、东安桥、永济桥、报恩桥等。刘知县开浚漕河泾时亲自在此坐镇，设局于漕河北侧的一座小庵之中。

即便是战火纷飞的日子，进士出身的刘郇膏还是很重视乡邦史乘的搜集整理；虽然咸丰年间主政上海的刘知县没有时间和精力修出一部“咸丰上海县志”，但他在搜罗文献方面还是为后代学者做出了贡献。刘郇膏在任上找到了之前被认为不传的《嘉靖上海县志》，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古老的上海县志。近代著名学者陈乃乾在《嘉靖上海县志跋》中提到这种珍本方志的价值时说，“新志虽出，而旧志仍不能废”。刘郇膏在咸丰十年得嘉靖《志》后，延请宝山人蒋敦复重修县志的“沿革表”“官司选举表”“宦绩人物传”等卷，虽然未能成书，但都被以俞樾为总纂的《同治上海县志》所吸收，成就了“门类允当，脉络清晰”的经典志书之作。

战火洗礼

在各种传记中，都把稳定上海局面作为刘郇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最大的成绩，他也因此在战后由县令被升为松江同知、江苏候补知府直至布政使。当然，一开始刘郇膏还是颇擅出击的，在小刀会起义时，在嘉定有土匪名为相应、实为作乱的情况下，坐镇娄县（今松江区）的刘郇膏带领民兵便平定了嘉定县。咸丰十一年太平军第一次东攻，连下上海周边诸县城，刘郇膏孤守上海，他的老上司、时任江苏布政使的吴煦（1809-1872）要他迎战浦东的太平军，刘知县硬着头皮出击，大败而归，自此他坚持固守待援。不过吴煦还是在这场事变中，找来了刘郇膏的同年、淮军的创始人李鸿章，又以出卖本地利益为代价，招募英法军事势力共同防御，终于在之后的战斗中安定住上海。吴煦于次年（同治元年）因“洋枪队”改“常胜军”及军中洋将“殴官抢饷”事被革职，名声大减，《清史稿》里也对其略有挤对之意，且把最终守住上海最大的功劳给了刘郇膏。《清史稿》有这么一段：

（李秀成）进犯上海。（刘郇膏）登陴坚守十馀日，“贼”不得逞而去。时大吏萃居上海，或议他徙。郇膏曰：“沪城据海口，为饷源所自出，异日规复全省，必自此始。奈何舍而去之？”

从刘传上下文可以看出，那位不具名的“大吏”，就是时任江苏布政使吴煦，而他的一大罪名就是曾经想弃城而走，但遭到知县刘郇膏的断然拒绝。不过刘的理由也有趣：因为上海对外贸易发达，是军饷最好的筹集之所，所以这里会是克复全省、夺回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开始之地。如此犀利且具全局性的观点，出自当时仅为县令的刘郇膏之口，实在有些出乎意料。事实上，在老同年李鸿章嘴里“吏才欠精核”“不善理财”的刘郇膏，好像并没有沾染到什么华洋杂处的沪上习气（“沪中人才多染习气，惟刘郇膏朴实爱民”，见李鸿章致曾国藩书），似乎也说不出“为饷源所自出”这样的话——那句话其实倒更像是李鸿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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