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主动，江浙喜张罗 长三角一体化暗藏玄机
发布时间:2019-03-25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
资料图：上海外滩风光。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呼之欲出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长三角腹地，淀山湖周边，近日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此前因“环淀山湖战略协同区”绑在一起的上海青浦、浙江嘉善、江苏吴江三地，如今伴随着长三角新一轮区域规划，很可能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所在地。
《中国新闻周刊》日前走访发现，上述三地正在通过农房集聚、腾退“低小散”企业等措施扩充土地留白，为新一轮的发展机遇留出充足空间。
多名受访学者则表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核心任务不是经济发展，而在于打破阻碍要素资源流动的体制机制壁垒，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
一体化样板间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透露，国家发改委正在牵头编制《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简称《纲要》)。与此同时，上海正会同苏浙两省抓紧研究制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示范区将设立在上海、江苏、浙江交界处。
对许多人而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是一个陡然出现的概念。
1月27日，这一概念同时出现在上海与浙江两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上。上海市长应勇指出，“要全力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合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浙江省长袁家军则提到，“要加快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制定浙江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行动纲要，共同打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什么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两地报告均未作过多解释，但它被视为今年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推进的最大亮点。
“这个示范区，实际上是浙江率先提出来的！”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浙江大学区域和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表示。
2011年，在上海进行大虹桥开发的背景下，陈建军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以大虹桥为长三角枢纽，建立长三角一体化试验区，并得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的批示。两年后，浙江省牵头成立长三角共同基金，陈建军及其团队在基金资助下，将“长三角一体化试验区”的构想做成了具体方案。
根据这个方案，试验区将以上海虹桥枢纽地区为核心，包括上海长宁、青浦、嘉定、闵行和江苏昆山、浙江嘉善等地在内的广域三角地区，其目的在于打破地区行政壁垒，形成一体化发展机制，优化要素空间配置效率，促进二三产业协同发展。
2014年，这份方案通过了相关部门鉴定，但没有落地成功。“把大虹桥纳入试验区，上海不愿意，浙江也就没法推行。”陈建军解释道。
方案搁置几年后，近期“试验区”以“示范区”的面目重新面世，并随着密集的报道，一直延伸到今年全国两会的会场，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
一时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轮廓呼之欲出。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认为，如果示范区建设成功，对整个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都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样板作用。
不过，对于示范区“样板作用”的具体内涵，学界给出了不同的解读。
部分学者认为，示范区要“对标”长三角一体化的核心区域。2016年出台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要在长三角城市群中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其中“一核”指上海。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特聘教授徐长乐表示，示范区的目的，在于将“一核”扩展成核心区域；在功能上“它将成为整个长三角的核心增长极，拓展上海的部分城市空间功能并对外辐射，形成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更进一步的样板”。
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上海是引领型城市而非核心型城市。陈建军曾提出“成长三角”的概念，他认为示范区有成为长三角新的增长极的可能，但更核心的任务是解决整个长三角的体制机制问题——“通过将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方针、政策和实施步骤，在这里先行先试，磨合完善，然后总结提升、推广复制。”
上海市方面的提法，则囊括了上述两种思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表示，“上海对内开放，特别是面向长三角和长江流域，一直缺少一个核心承载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建设，补上了这个‘缺’。”
同时他也表示，“希望把示范区打造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样板间、一体化体制机制的试验田和引领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引擎。”
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
资料图：苏州“东方之门”东侧，高楼鳞次栉比。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
达成毗邻共识
“无论何种定位，示范区政策的出台，都意味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迈入一个新的阶段。”陈建军说。
今年年初，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简称长三角办)落地上海。这个由安徽、浙江、江苏和上海四地抽调工作人员，组建而成的跨区域机构耗时数月，编制出《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明确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
“长三角办的设立是区域合作机制的一次重大突破。”长三角办交通能源组组长、江苏省的派驻代表罗伟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长三角办作为一个诞生不久的沟通机制和协商平台，在长三角区域合作上已经发挥出重要作用。
太浦河流域横跨沪苏浙两省一市，上游承担太湖泄洪和内河航运，下游承担上海西部的供水功能。由于诉求分歧，地区之间难以形成合力，“太浦河后续工程”实行了多年却进展缓慢。罗伟光说，长三角办成立后，多次召集三地多个区县寻找最大公约数，直到协商出一个均衡的解决方案。现在，青浦、吴江、嘉善建立了“联合河长制”，定期开展联合巡河。
“这种联席会议平等协商的方式，确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仍然有一些深层次、跨行政区的制度瓶颈，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一体化来克服。”上海城市创新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任新建认为。
根据任新建的研究，沪苏浙16个主要城市中，有14个城市将电子信息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产业同质性竞争激烈。在破解产业同质化难题上，长三角尚缺一张统一的产业地图来指导，而这并非长三角办的层级所能做到。
“其实长三角一体化进程越来越明显地遭遇到制度瓶颈。”首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陈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要推进一体化，获得发展红利，就必须梳理哪些协调制度能起作用，哪些行政管理制度必须去打破，否则制度将像铁板一样，形成壁垒，踢不掉、绕不开，制约了要素流动和合作发展！”
如何打破制度瓶颈？任务落在了示范区上。
陈雯提到，历史上长三角曾有过省市间的协调机构——上世纪60年代的华东局和80年代的上海经济区，但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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